■蒋狄青
天才总是成群结队。中国百家争鸣是，欧洲文艺复兴也是。何以如此呢？美国社会学家蓝德·柯林斯穷二十五年之力，完成了巨著《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吴琼、齐鹏、李志红译，新华出版社出版）。
该书细致梳理了古今中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团体发展，探讨了观念理论的生产史。人类历史从来不缺新奇观念，总有自然或者心理因素促使天才发现洞见。可是新观念变成公共话题，转而代际传承成理论甚或经典，则全然是社会因素，其中包括了权力与社会资本的话语体系，而游戏这套体系的则是学术共同体。与宗教等共同体一样，学术共同体也有戈夫曼所说的互动仪式来巩固团结和生产神圣符号，诸如演讲、授课、发表文章、开研讨会等，都是仪式的表现。学术共同体的特征在于其探究的是普世性问题，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柯林斯在书中比较了轴心时代希腊、中国和印度的思想流派的此消彼长，指出一个扁平网状和开放性的学术生态是学术发展的基础，而争取学术圈身份地位则是驱动一辈辈学人破旧立新的动力。柯林斯看到了中国思想一旦进入官僚化体系，立即面临万马齐喑的局面。比如汉朝的王充，思想锐利却得不到体制内学者呼应，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终于如同流星划过。相比之下，宋明理学，尤其陆王心学，由于书院等民间社会机构的支持而广泛传播，别开一派生机。
柯林斯的这些想法对于一心想要发扬中华文明的学者，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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