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的文脉》沈卫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洪涛

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学亦不过一江湖场，衍生而出的党派斗争可谓民国大学一道屡屡上演的风景，背后反映或利益，或立场，或帮派，甚至三者兼而有之，难以言尽。

近年来，“民国热”蔚为大观，就民国大学这一研究领域而言，热是热，深入者则不多。沈卫威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一书论述严谨，将民国大学的多重面向予以揭示，倒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谈民国大学就不能不谈栖身大学的学人，若把视线放长来看，晚清学人谈论的多是华夷、古今、中西等话题；进入民国渐被一些新话语替代，此时关注的是主义、政党、革命，渐而形成民国学人的谈论范式，而提供这些话题发生的重要场合就是大学。在现代大学背景下，学人与社会之关系较以往更显紧密，因之产生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公心与私德的交错，出入与进退的选择等情势。因其牵涉面太广，作者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

蕴含巨大言说空间的民国大学，从浅显层面而言，课表、系科、构架、人事关系，将其来龙去脉讲清已属不易，更何况还有泛黄期刊档案中所折射的学术史、教育史、文学史意味。虑及此，作者本着“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思路，不单就事论事，而是力求弄清事件背后的意义，尽量选取有意味的兴奋点反映民国大学的大历史。“雅言俗语”、“激进保守”、“学分南北”、“公德私情”、“荣辱堪当”这些话题因子，既有观念的细致考索，也有新史料的首次公布。

私以为，我们今天回观民国大学，主要考察的是一种风范与气韵。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民国大学有何种东西让人回味与反思。换言之，民国大学的魅力与缺陷从何而生，这既是民间戏说、坊间八卦着力的兴趣点，更是严肃学术著作所要探寻的。从作者“散点透视”的叙述中，笔者获益不少，既是知识的补课，亦是观念的启发。举例言之，是书第七章“公德私情”探讨学人在面对情谊、利益等情况时作何选择的问题，尤让我感兴趣。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交融，中学与西学的碰撞、共存，思想与行为的逆差、互呈，都在这公德、私情纠缠中显现。更进一步，“在民国这样一个逐步走向现代的国家体制下，发生了文化的大变革，并由新文化运动开始，启动真正的党派政治”。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学亦不过一江湖场，衍生而出的党派斗争可谓民国大学一道屡屡上演的风景，背后反映或利益，或立场，或帮派，甚至三者兼而有之，难以言尽。从今人眼光看去，这比课程表好看许多。看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叙述颇为克制，读来还没尽兴，就笔者所知及书中所提，再赘述几句。

民国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即北大派与南高派（二者皆就文史学科而言），虽不至水火不容，暗中较劲与排斥倒时有发生。如四十年代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邀顾颉刚任中大史学系主任，顾颉刚表示不能担任，谓其北大出身。这种南北对峙由来已久，且早已固化板结，直到民国结束，派系倾向才不至那样明显。即使属于同一营垒的同志私下也暗自撕扯，早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沈兼士等浙籍学人在经过1917—1919年与胡适的相互支持后，见胡适势力渐长，大有与章门弟子相颉颃之势，就开始有所防范。顾颉刚信中记了一笔：

这《周刊》（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仍归我编辑，但付印前须送沈兼士看过。有一次，胡适送一篇文来，我编进了。沈说：“胡文不要登。”我问他原因，他说：“胡不是我们所里人。”我诧异道：“胡不是本所委员之一吗？”他无话可答，我就付印了。在这一事上，可以见出法德日派对英美派斗争的白热化。我夹在这两派里，大有“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苦痛。（《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

事情还没完，更具生活实感的描述在顾另一篇自述中呈现：

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顾颉刚自传》）

沈兼士、沈尹默属于文化史上有名的“三沈”兄弟之列。民国大学最早的派系斗争是从章门弟子进入北大开始，最先的缘故是以籍贯作为隶属，也就是“某籍某系”，后来又因留学国别不同，所持文化理念又有异，形成各种小圈子。顾颉刚始终认为北大的党争就是英美派与法日派斗法，且余波不息。

我们要问，为何民国大学里“籍和系”的争锋总是不断发生？从最小层面而言，为了生存而必须站队，典型例子便是钱玄同，资格老，话语权却很小。大而言之，则是混合私情、性格、利益、政党、理念等因子的产物。作者似乎不愿就这个问题做太多解释，他只是在文学意义上给出了一个小结：如果大学的个性魅力没有教授和学生的故事传说，那就只剩下大楼、图书、课程表和考试了。大学的魅力还在于教授、学生的个别行为或特殊现象作为“事件”加以文学渲染，被不同时代的校园文学、民间文学再演义。

研究民国大学，不可忽视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虽然他们文章俱在，档案函电也在，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轨迹更精彩。换言之，民国大学那些人那些事比文字更有魅力。多侧面多角度观察让我们既感叹又疑惑。走笔至此，不禁想到叶公超文章里写江冬秀用很粗的话骂新月同人：“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后来跟叶公超讲，“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都不同。”（《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江冬秀意思是这些新月同人表里不一，不过借来形容民国大学里的学人在各样环境下的反应以及民国大学的多面，倒也恰如其分。

作者沈卫威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个案运用“入林见树”的原则，没有陷入一个个孤立的点，隔断横或纵的联系，而是深入民国大学的丛林，拈出若干小细节，予以深细论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的大学还处于草创未就阶段，大学的日常生活多数时候平淡简单，日复一日，失察者以为书中所写就是民国大学的全部，那就大谬不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