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德·梅斯特反启蒙思想中的野蛮与文明》张智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宏图

长期以来，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一种整体性的讨论，从而忽视了这些思想家之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在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多重话语体系。实际上，在法国现代政治和社会话语形成过程中，十八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是一个多种话语并存却又相互对立和博弈的时期。法国开始向现代转型，由此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引发了争辩，甚至爆发革命这一激烈性的震荡。同样，在思想层面上，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和个人也对这些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反思，一些新的话语出现，并与旧的话语共存。值得关注的是，各种话语都试图对当时的法国政治和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于是，它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正是通过这种博弈，现今人们熟知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现代政治和社会话语表达取得了主导性地位，其主要含义也开始定型。

作为一本思想史的著作，《约瑟夫·德·梅斯特反启蒙思想中的野蛮与文明》就是从以上视角出发而展开。作者张智并未拘泥于对十八世纪思想家约瑟夫·德·梅斯特（1753-1821）进行个体性的研究，而是力图由此来描绘出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包括其延续和断裂、冲突与共存，从而展现出思想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一方面将思想家置于十八至十九世纪思想的“潜流”——反启蒙话语中，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自启蒙以来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中来展开论述。正是在这双重语境中，梅斯特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才逐步凸显出来。作为反启蒙和反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一员，面对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这一压倒性话语表达时，他既能理解把握这些新的思想，同时仍能坚持十八世纪的一些重要的传统话语，并将新旧话语融合使用，以达到自己的现实目的。通过这样的话语策略，作为思想家的梅斯特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完成了语境的转换。所以，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称，在早期反启蒙运动中，梅斯特的学说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的形式”，这样的评价大体也是恰当的。而且，二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经启蒙运动而形成的现代性的反思逐渐彰显，由此使梅斯特的思想价值愈发凸显，并获得了当代意义。故而对于本书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梳理梅斯特思想演变，或揭示其正确与否，而更多是展现其“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博弈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将反启蒙话语转移到新的语境的可能性”。

当然，作者并未泛泛讨论梅斯特的思想，而是从“文明与野蛮”这样的角度切入。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是因为对梅斯特个人而言，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几乎是他终其一生所关心的问题，在其思想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同时，在这本书中，之所以将“文明与野蛮”并置起来共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也想表达这样一种方法论：只有在与之相反的概念对照中，一个概念的意义才能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现代人所使用的“文明”这一概念，其含义基本上是在十八世纪时被塑造建构起来的，而且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他们大多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从空间上讲，野蛮居于文明世界之外；在时间维度上，野蛮和文明居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端，也就是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类是要从野蛮进步到文明，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进步主义思想兴起，并成为启蒙运动的主旋律之一。而法国大革命则部分打破了这一文明话语的内涵，因为正是在革命中，野蛮大量出现在文明世界的内部。置身在这样的语境中，梅斯特深切感受到了在他身处的时代，欧洲良好的传统文明正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随时都有陷入野蛮状态的危险。基于此，他在忧虑中深思，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旨就是打破文明与野蛮在时间上的对立，对进步主义理念提出挑战。在他的话语体系中，“野蛮与文明”密不可分，这一主题贯穿在他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内容当中，例如从人性到社会的形成，主权的本质到政府的形式，维系良好社会所必需的秩序、权威、神圣性和崇高感，以及从语言到科学、在空间上的从欧洲到美洲与亚洲。

在梅斯特看来，文明和野蛮的共存，是由人性所决定，因此也非人力所能改变。它决定了在一个社会中，“野蛮”因素的存在，如暴力和牺牲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这种合理性看似非常残酷。当然，它也决定了在一般意义上所呈现出的那些文明或野蛮的因素远不是恒定的。科学、教育、语言、文学和艺术，甚至战争，既可以使个人和社会更加文明，也可以导致它们的野蛮化。文明和野蛮的要素混合及其模糊性，使得文明化和野蛮化，或者说进步与堕落，也具有了一种不确定性。文明化，不是人类能力所能企及和掌控的对象。相反，人的本性，决定了野蛮化是人类社会更为强烈的内在倾向；而文明化，则是至高无上的意志之于人的一种恩惠。因此，文明化的源泉，来自于更高的秩序，人所要做的，是要将自己和它联系起来，敬畏它和服从它，并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它的意志。这就要求在一个社会中，必须存在神圣的基础。作为至高无上的意志的体现，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同样是神圣并且必须得到服从。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中必须存在宗教信仰和各种仪式的空间，以便使人类的心灵得以被指引和得到净化，使他们能够理解与接近神圣的意志。然而，一旦人们不再敬畏和服从神圣的意志和权威，一旦人们开始怀疑与反叛，甚至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人类便会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陷入可怕的堕落和野蛮化之中。这一内容构成了梅斯特“文明与野蛮”话语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

在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话语中，梅斯特“文明与野蛮”的话语表达着实是处于边缘地位。主流话语强调：现代性可以根除野蛮，塑造出纯粹的文明人；现代性、文明与野蛮是对立的，也是断裂的，野蛮只是作为文明的影子而存在。为了确保文明的表象，社会力图将野蛮遮掩在文明的光芒之中。这一切，如同福柯在其研究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理性的文明社会，能够建立起一系列的规训体系来规范行为，消除野蛮和构建文明；或将野蛮和非理性隐藏起来，或将它们改造并排除在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之外。在这种背景下，顶着文明光环的二十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新的世纪，是一个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和繁荣的世纪。在这个新世纪中，野蛮已被消除或被隐匿了起来。然而，历史毫不留情地使这样的话语神话破灭。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核恐慌，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南京大屠杀，从纳粹主义到恐怖主义，战争、种族灭绝等这些可怕的野蛮特性，就出现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最为“文明”的世纪之中，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残暴。

现实历史的进程迫使思想界对现代性、对文明与野蛮等问题进行反思，也使得更多立场不同的思想家——从斯宾格勒、西蒙娜·韦伊到汉娜·阿伦特，从阿多诺到霍克海默，从米歇尔·亨利到乔治·斯坦纳都不得不承认，在二十世纪，新的野蛮已经降临，而野蛮同文明一样，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对于现代社会，问题不是讨论如何将野蛮排除在文明之外，而是应该思考在文明的框架中如何理解这一野蛮，以致消除野蛮。在众多的反思，尤其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基调的反思中，梅斯特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话语再次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产生回响。梅斯特的思想非常切中当下的中国现实，非常有必要进行引介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