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前一次开会时，第一次跟王先生接触，也是第一回向先生要书。很快先生就寄来了自选集的签名本。当时的感觉，如坐春风如沐冬阳的亲和力，阔大视野与学术格局的冲击力，交织在一起，魅力十足，至今难忘。

水照先生眼光宏放，寄意高远，功夫全面，硕果累累，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罕见的帅才。这本文集可见他深深海底行、高高山上立的生命风姿，典型长在，越来越生发着重要的学术思想魅力。这次拿到《王水照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二次重温先生的著作，仍然能感受到十多年前的震撼。我向来以为，在当今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要挖掘学科内部取之不尽、源源不断的矿藏以可持续地发展，而且要将其学术思想的能量，辐射到别的学科领域。这里，讲我读《文集》时的一点个人心得：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学贡献。

数十年前，唐诗和宋诗研究比起来，唐诗影响力要大得多。宋诗可以说是积弱积贫，究其原因，一些似是而非的偏见遮蔽了宋诗真相。如所谓形象思维，所谓唐后无诗，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等，整个一代学人，都未能从宋代文化的高度，来重新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宋诗的价值。水照先生起点甚高，追随钱锺书先生，精研宋文学史，跟一般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钱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就是“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这就把唐诗和宋诗，甚至唐代文学和宋代文学，放在了并列的地位。程千帆先生也有一个大判断，说宋诗应该跟唐诗能够“并肩诗衢”。钱、程两先生都有很好的著作表彰宋诗的贡献，但是两位先生都没有能真正从宋代文化的高度，汇通文史哲，重认宋诗，这样宋文学就跟“遥想汉唐何等闳放”的大唐文学世界，相形见绌了。宋代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彩，跟宋代文化的光谱如何相互映现？这个任务终于历史命运一般落到了水照先生的身上，他在年轻时即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宋代部分起家，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跟钱先生学习；回到南方，立足复旦，多年教学相长，盖了一座大楼，夯实了地基，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殿宇巍然。水照先生之前，并没有真正完成这楼，到了他的手上，宋代文学研究这一幢巍峨的大楼建起来了，天光云影，徘徊其上。

有很多指标可以检视这个楼的完成。如果我们用陈寅恪先生那句话来说：“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这个“造极”最光辉的表现就是文学。用《文集》中水照先生的话来说，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自由精神，第二是祖宗家法（制度），第三是士人人物，第四是南北文化之成熟，第五是雅俗文化的融合，第六是文章文学之舒展，第七是“五朵金花”之绽放。《文集》充分表明了宋代文学在这七个方面，对整个宋文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五朵金花”之绽放，是水照先生形容宋代文学五个方面的新拓展，即家族、地域、科举、党争、传播，都是近年来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前沿领域。文章文学之舒展，是指先生所开拓的宋文研究，《文集》第八卷即《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另一处论及宋人文章胜唐人：“宋代士人文集的构成，其文体之众、作品之丰、卷帙之大，比之唐集均有明显的发展。李白杜甫集固然仅偏重于诗歌一体，即便是韩柳元白集，也稍逊一筹。这反映出宋代知识精英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的一般水平，应视作时代文明的总体性特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能不使后人产生敬畏之情。”我曾引吕思勉先生的话来说，古代中国，文其实比诗更值得大力研究。先生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历代文话研究，上千万字的大著作，这是即将改变中国文学面目的值得期待之作。

南北文化之成熟，雅俗文化的融合，都是宋人的精彩。《文集》中有一文《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其中很精彩的一节是“重心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点出了江南之中国，以及由精英文学而大众文化之变，南宋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水照先生以及他带领的学生们，在南宋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深度，都是得风气之先的。

《文集》论述最有力的宋代文学特征论，是士人人物、祖宗家法、自由精神三项。先生反复申论宋代士人文学家，具有前所未及的多元、活力、生命尊严与崇尚气节的特点。多元，指他们的社会身份与生命形态，较之前代，更为复杂丰富，如同为领袖，有理学理想型的朱熹与实践事功型的辛弃疾；甚至同一文学家，一生之中，也多有变化，如陆游，既是战士、幕士，又自觉成为农民；苏轼，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既是心态，也是身份变化。东坡被称为“地仙”，即在人间的身份多变，不同于李白那样的天上谪仙。活力，不止是说宋文学大家兼有三种身份即高官、学者、文人，因而行动力、表现力强，话语权空前，也不止是指宋人普遍具有自觉参与政治的热情与活力，而且更体现为北宋士人与南宋的不同，北宋主要在上层社会发生重要影响，而南宋则更为多样，一色变而为七白，既有上述三种身份，也有大量游士、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相士、隐士……“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造成了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波及文坛，即其主要力量转入了民间写作。”北宋与南宋，一个在上层，一个在下层，上下翻转，深耕社会，正如钱穆说，由士人主持历史，是保证中国社会文化向上发展的重要条件。因而，士人社会，成为“时代文明总体特征”的一项重要指标。

《文集》中宋代文学研究第一篇即《“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是既有深刻的识见，又有高远寄意之作。“祖宗家法”即一套治国理政的文明制度，其中论及科举制度、权力平衡机制（尤其是台谏对相权、宰辅对君权的抑阻）以及政治文化，朝廷鼓励“异论相搅”，助长政治上自由议论的风气。由此而来的党争，即是“将政治行为上升为一种伦理美学”。从这个方面去看宋代文学气质，这必然是一种活的文学。

自由精神有两项，一是自由意志，陈寅恪关于“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上乘”的著名论断，表现为“宋代士人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价值”， 表现于文学，就是沛然而流露的一份淑世精神。

自由精神的第二项即自我实现。“宋人翱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之间，寻找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苏东坡《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水照先生对之有相当透彻的解读，指出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自嘲，功业通常指的是兴邦治国的大业，是儒家政治人的追求。以东坡的经历来说，功业在这里是一个反话。第二，对于东坡所建树的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来说，这三个时期都是收获最大成就最高的，值得自喜。总结平生的成就，东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这个功业是正面的。第三，可能最重要的是，黄州、惠州、儋州，一层比一层深重的人间磨难、生命苦痛，只有经受了最大苦难的人，才能够真正看穿人间。用水照先生的话来说，东坡的着眼点在于从身似槁木心如死灰之中获得真我，已灰之木和不系之舟，其实都是积极正面的，突破时间、因果、空间，表达放过自己、放过世界、放过所有的烦恼，得到的是大自在。

三年前，我曾经在《万山雪尽马蹄轻——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的最后，写了五首诗，其中两句是：

谁将寒柳堂中事，

说与槐乡梦里人。

从学术史上来说，我认为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有资格将陈寅恪和钱锺书打通的学人，只有水照先生。陈先生和钱先生都有他们各自的中国文化梦，但是并不相通。抓住了“时代总体文明特征”（天水文章）这个纲，更从上述七个方面发力，陈先生和钱先生的中国梦就连通在一起了，宋代文学不仅改变了积贫积弱的面目，而且真正具有了跟唐代文学双峰并峙的身姿。最后，我以《题王水照文集》三首，结束此文：

劫后欣欣岁复春，煌煌十卷贵求真。

人文华夏青山在，耄耋名师白发新。

诗乡文境养天真，想见先生秋复春。

烛照宋贤精彩处，行间字里墨如新。

满座争传识道真，风来海上霎时春。

如何今古终相接，天水文章照眼新。

二〇二三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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