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的上海，街角巷尾常常能遇到一家黄色标志的饼屋，标牌上写着：“某某蛋挞，可能是上海最好吃的葡式蛋挞。”我不是合格的吃货，但也经不住“最”字的诱惑。蛋汁黄油的内心在蛋挞酥脆的外壳里，似焦未焦，那样柔软细滑经不起晃动。

多年以后去澳门，终于知道上海的那家饼屋对于这个“最”字的自信，在于他家确实深得了澳门当地葡式蛋挞的精髓。但美味犹如艺术品，一旦被搬离原生情境，真正的灵魂会消散大半。葡式蛋挞的诱人香气是要融在澳门的空气之中的——这世上有着太多的无可名状，除非亲身体验。

在初次的澳门之行前，我准备了地图，并且是手绘的。当以旅人的心态踏进陌生地界，会觉得这样的地图，虽不规整，但不拘一格的标识让许多景点和美食一眼入心，多了烟火气和人情味。在这张澳门的手绘地图上，蛋挞一项，玛嘉烈和安德鲁饼屋被醒目地标上了星号，但稍加打探，当地人便会津津乐道地告诉你，两家的渊源才是真正的当地传奇。

澳门玛嘉烈饼屋

“玛嘉烈”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闹市，虽隐匿在众多地标性景点和酒店周围的小巷里，却四处可见指引路标，默默昭示着它有多么名动四方。玛嘉烈其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女子，而安德鲁则是来自英国的大厨，因为机缘巧合被调往澳门工作。安德鲁被澳门特异的风情深深吸引，这份迷恋在遇见了玛嘉烈之后，更是有了落地的支点。于是，他留了下来，将自己曾经在里斯本附近尝到的传统点心进行了改良，与爱人一起在澳门的偏僻之地路环岛开了第一家葡式蛋挞店，蛋挞传奇从此风起云涌，寂寥的路环开始被世人打上了追光灯。只是情路难料，玛嘉烈与安德鲁在1997年分手。安德鲁将他的蛋挞秘方和后开的饼屋留给了玛嘉烈。玛嘉烈于是索性将饼屋更名，而安德鲁则继续在路环营生。2006年，安德鲁因病逝世。

如今，略过这份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识，在地标稀疏的路环岛，属于安德鲁饼屋的那颗星依然充满诱惑。这诱惑不仅来自于蛋挞，更来自于这段跨国恋里的无数信息碎片。

于是，在尝过了“玛嘉烈”之后，我捧着这张地图坐上了去路环的公车。游了很久的车河，终于在快要接近终点黑沙海滩的路环那一站下车。虽然路环一定已经不复当年的落寞，但这里依然是个不问世事的小渔村。兜兜转转找到安德鲁饼屋，走近才发现它的人气比起“玛嘉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铺面一样狭小。

好在不远处，安德鲁家还开了一家可以堂食的小咖啡馆，即使是在炎热的酷暑，那里依然明澈而静谧。不远处就是海，不时有小狗在玻璃门外经过，主人悠悠地在后面跟着。饼屋里的时钟仿佛有着自己的刻度，一帧帧地看淡着世情。那一盒蛋挞和一杯咖啡的余香，至今难忘。比起匆匆忙忙在闹市里吃到的“玛嘉烈”，似乎这里的细品才对得起这份渊源深厚的蛋挞。蛋挞的酥皮层层散开，犹如这个故事的余波层层荡开，惹人追问，这对怨偶究竟为何缘尽？一边是闹市的喧嚣，一边是小渔村的世外桃源，风格大不相同的饼屋选址，或者就已经暗示着两人相去甚远的人生态度，这足以令当初爱情的奇异光芒黯然。如今，蛋挞像是他们曾经相爱的影子，默默投射在地图上那两个星号之上——一切已归于平静，只是蛋挞愈显神秘。

如果不曾实地探访“玛嘉烈”，如果不曾倔强地在尝过“玛嘉烈”之后要去远方找到“安德鲁”，关于葡式蛋挞的记忆会注定寡淡。我于是开始默默摩挲地图上的那些小小的图标——它们中的每一个背后，都潜伏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吧。

卡尔维诺在《收藏沙子的旅人》里提到有个爱环游世界的旅人，每到海滩、河岸或者湖边，抑或是沙漠、荒原，都会随身带走一把沙土。这些沙子被安静地封闭在玻璃瓶中，却似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讲述。“也许我们之所以搞收藏、写日记，是为了记录自己转瞬即逝的狂热，换句话说，是将自己的存在之流变成不易消散的客观实在，或者是将连续的意识之流凝结成书面文字的晶体。”地图上的图标和路线，尤其是手绘的，也是如此安静地封存着自己的故事。它们是另类的日记和晶体，即使不够精确和严谨，但能抵抗住时间傲慢的损毁，记录下往昔和正在成为往昔的岁月，甚而诱惑你去实地领略那些被宣扬的和被遮蔽的，在那里留下自己的脚印。就像只有真的去过“玛嘉烈”和“安德鲁”的店，才会领略到地图上的那些图标背后，是怎样的一个大树洞，暗藏着怎样欲说还休的往事。

当然，人类的地图从一开始就是手绘的。它代表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更确切地说，是对于自身在这个世界中所处位置的认知——“地图诞生之初，就试图将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整合到同一画面之中” （卡尔维诺：《地图旅人》），虽然走到最后，我们会明白迷路才是终极的宿命。而在某个维度，小说与地图有着共识——地图提醒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小说则像埃科说的，有着赋予生命意义的普遍法则：“我们终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

如今的手绘地图是对原初的地图理念的回溯和回归。当用脚丈量过的大地，在记忆中复活，成就的是一份地图，也是一份岁月的化石。而在文学作品中遭遇这样的“地图”，特别是作者亲绘的，会产生一种含混的亲近感，比如，极具代表性的金宇澄的《繁花》。他为小说所绘制的关乎旧日上海的地图上，有和我的记忆重叠之处，也有我还未及认得就已经消失殆尽的所在。弯曲的线条和大小不一的标识取代了机械的直线和整齐划一的图标，那是手指和笔触溢出直尺边缘的率性和真实，让人更加兴致勃勃地去辨识和指认，带着感慨或是唏嘘。以虚构为属性的小说给予了我们选择信或者不信的自由，也因此，能在小说中与现实中的景物相认，会令人无所适从却又怦然心动。而对于作者，绘制这样的地图，是与旧事的重逢，其中澎湃着的情感力量注定要盖过机械测绘地图所需的清明和理性。

卡夫卡绘画作品

这种情感的力量在作者为小说手绘的其他插图中，更为直露。虽说通常为自己小说绘制插画的作者不会具备专业的绘画功底，但正如手绘地图不以绝对的精准为唯一追求，技巧此时反而会拖累画面的感染力——未受教化的艺术家们总是更接近自己与生俱来的的禀赋，并让自己“清醒时的梦境永垂不朽”（贡布里希：《偏爱原始性》）。因而黑塞所绘的风景画，卡夫卡简笔绘制的小人，乃至科恩在自己的诗歌旁寥寥几笔的自画像，都在向我们袒露他们不为人知却撼动人心的艺术感知力。我会好奇，如果让这些作家们绘制同一地的地图，该怎样的千差万别、格调迥异——他们会放大、凸显什么，又会忽略什么呢？

地图上的尺幅地域，永远在一纸抽象符号的背后默默生成着自己的多重逻辑。地图不只是一种标示，对要踏上未知旅程的人而言，它是可以期待的风景画，而在曾经追随它走过千山万水的人眼中，它是讲述故事的备忘录。未来的希望和曾经的沧桑，在无法远行的日子里，会成为一种难得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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