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复旦讲学时与本文作者的合影

2022年2月22日傍晚，《文汇报》的友人传来讯息：罗新璋先生走了（参见罗嘉：记我的父亲罗新璋）。

我一阵晕眩，胃也开始奇怪地绞痛起来。事后才意识到身体的不适很诚实地反映了那一刻内心的悲伤。我和罗先生相识于一九九五年五月，恩师许钧教授组织我们几个研究生参与《红与黑》的汉译大讨论。如果说当年是许老师为我开启了法国文学翻译的大门，那么罗先生就是在我进门之后看到的走廊尽头那一盏华灯，很迷人，一直在吸引着我往前走。它发出的光有时强，有时弱，但始终亮在那里，散发着柔和温暖的光芒。如今，这盏灯熄灭了。

自称“没有多少译作的翻译家”

被誉为“傅译传人”的罗新璋先生对文学翻译下的功夫最深，译作算来却并不多，出了单行本的仅有《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栗树下的晚餐》《红与黑》等。可是在行内人看来，罗译的每一本都是精品，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品。先生的至交好友兼学弟施康强曾在一篇《红与黑》的评论文章中透露：“（罗）用整整两年工夫译此书，朝译夕改，孜孜而倦，倦后复孜孜如故。”罗先生自谦只会下“笨功夫”，充其量只能“日译五百字”。笔者收到过罗先生亲自题签的前后四五个版本的《红与黑》，据说每本都在旧译的基础上有改动，有的印出来了仍不满意，就直接在新书上改。2015年的圣诞节，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那一版的扉页上，罗先生写道：“拙译出有二十几版，大多依出版社主意面目各异。只此版较符合规格，尚可。”

罗新璋题赠本文作者的《红与黑》

《列那狐的故事》是罗先生生前最喜欢送人的作品，可见他对这本小书十分偏爱。“列那狐”、“猫伯伯”、“叫天晓”（公鸡）、“黑尔懵”（乌鸦太太）……这些音义兼得的名字加上活灵活现的对话，很能体现先生儒雅的外表下幽默又俏皮的一面。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往往行事低调，文字内敛，可这本书我猜是他借文字充分释放天性的一次机会。法国中世纪寓言常用拟人化的动物故事来讽刺现实，描摹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最能展现人生智慧，罗先生在1988年版的小引中写道：“以前曾零星译过点法国名家作品，有时译得不胜其苦，但这本列那狐无疑是译得最有趣、最愉快的一本书。……愿这本读物，能陪伴少年朋友度过一个有趣而愉快的星期天下午！”

《特里斯当与伊瑟》虽然也只有一百多页的篇幅，却是罗先生最耗心力的一本书。这个传奇故事起源于欧洲凯尔特人的传说，后成为用古法语写的骑士文学代表作，罗先生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文是1900年贝迪耶的改写本。据先生赠书时所告：该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典雅爱情，改写后的语言也是百年前古色古香的学院派法语，译本“有必要让读者产生一种时间上的距离感”。大家请看结尾这一段：“列位看官，前代的游吟诗人为普天下有情人叙述过这段传奇。他们命我向诸位致意。向所有多思的人与有福的人，失意的人与抱有热望的人，快活的人与惶惑的人，总之，向一切有情人致意。祝愿他们从这千古佳话中，能获得安慰，以抵御世道的无常与不平，人生的抑郁与艰辛，以及爱情的种种不幸！”

罗先生年轻的时候曾伏案抄写“傅译”二百五十余万字，并与傅雷先生通信十余则，这在翻译界已被传为佳话，人家封他一个“傅译传人”的美名，向来谦逊不争的罗先生这回倒是欣欣然接受，我想一来因为他实在太爱傅雷，二来他也相信这世上没人能比他更熟悉傅雷文字的气息、情调和韵味。但其实“罗译”也是自带鲜明风格的，就好像一个武林高手最终把师傅传授的秘笈“化为我有”，比如上述提到的几部译作，风格迥异、古今有别，罗先生都处理得错落有致、笔到意随、形神兼得，体现了十足的创造力，足以和“傅译”相媲美。罗先生曾对复旦的学子说过这样一句话：“译事心胸手眼不同，译品自当另有一番境界……”这位自称是“un 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没有多少译作的翻译家）更在乎的，恐怕是对这一番境界的追求。

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问卷调查的结果是“直译派”大获全胜，支持率占所收问卷近七成。我当时是“再创派”的热烈拥护者，继而向导师提出要研究“文学翻译主体性”的博士论文课题。恩师许钧虽然也主张“直译”，却对学生无限宽容，慨然允诺我坚持自己的立场，鼓励我直接给罗新璋和许渊冲这两位“创译派”的大家写信。于是我便与这位大名鼎鼎却毫无架子的“傅译传人”开始了书信来往，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如今灯下展读二十年里罗先生的一封封来信，见字如面，百感交集。

信中有他对我为人为学的指点，有对生活的指导，更多的则是对美的事物的分享。比如1995年夏秋之际的来函，先生写道：“我的全部本领，是熟读一家，熟读傅译。现在依然是学徒，与你，不过先学后学之分，而且后来必定能居上的！”“做学问，首先是学，谁看的书多，谁的学问大。”“我只有两次成功的阅读：花四年时间只看傅译；四个月在社科院图书馆为写《翻译论集》的万字长文……写论文，还是要先查资料多看书，勿学得模模糊糊，看书做学问不能功利。”针对我当时所提出的“德国浪漫派本身或许就是一部大的翻译史，我再想进一步回望我们五四前后的文学史”，罗先生指出：“（我们可以说）五四后的创造性翻译——中国新文学”，“五四后的新文学本身就是一部翻译作品！也不妨石破天惊一下。此戏言尔，但此戏言如有几分可靠，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一篇大文章出来”，“你文化视界一文，只是忠实地研读贝尔曼，（做）新文化思考，才是创造性的研读。”

罗先生的字写得极潇洒飘逸，每一张信封上的地址姓名都可以拿来给我当字帖。他说：“有文化教养的人，字应该写好。不学傅雷，翻不好法文。不临邓散木，写不好钢笔字。邓书买不到，文徵明也可以。”“散木字，与傅译，都偏华丽。白蕉字倒是一个‘散’字，与南京林‘散’之同科，都是学王羲之的。晋以后书法家自称都学王，但面貌各自不同。琅琊山游与《醉翁亭记》，生活与艺术，人类精神的splendide（壮丽）与brillant（辉煌）处……”

除了对书法有研究，罗先生还与我分享对音乐的爱好，得知我当时怀孕在身，马上寄来好几盒亲自转录的磁带，认认真真地在封面上抄下所有的曲目名称、版本、演奏者信息，建议说“胎教就要多听莫扎特”。他自诩对肖邦最有研究，有一次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发现了肖邦“抄袭”的痕迹：“Plagiat（剽窃）。肖邦名曲升c小调即兴幻想曲，自记‘1835年星期五于巴黎’作，与莫歇斯勒上年发表的即兴曲十分相似，生前未刊印，死后（1855）才有友人披露。妙手重写，化平淡为神奇。平行写作，不足取。”

有件事大概知道的人不多，罗先生和周克希先生一样，考大学时报的第一志愿是数学系，阴差阳错被北大录进西语系后才开始学的法文，所以他常感叹自己的“艺文基础差”，“下笨功夫”决不是什么自谦之辞。“我的睡眠是伟人型的，晚睡早起，从不瞌睡。如此勤勉，却什么也没干出来。”他羡慕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这等天才人物所拥有的常人不可企及的灵气，说：“我辈忙一辈子，还不如肖邦随手弹出的几个音符！”（下图）所以，在这样一个成就斐然却总爱把自己贬到尘埃里的人面前，任谁不都得战战兢兢地掂一掂自己的分量么？有时我难免流露出沮丧之意，罗先生又反过头来安慰道：“当然不应泄气，还应尽最大可能，把自己的事做好。争名逐利，不必，大多数人最后也没有多少名多少利。还是安于淡泊，较为明了。但你年轻聪明，至少这十廿年里，要创造自己的辉煌。”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罗先生的名讳里有一“璋”字，君子如玉，人如其名。《古文大略》的第一版先生觉得不甚满意，遂找我联系复旦出版社重出。此书在罗先生的手里已经一改再改，交给责任编辑宋文涛的时候他可以说是难得自信满满。没想到宋老师审读书稿后仍挑出了罗先生的几处错误，本以为老人家会生气，没想到罗先生竟兴奋异常，电话里连连称谢。宋文涛事后借用韩愈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其实，罗先生的仁义早在《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许钧教授曾不止一次提到罗先生的反馈意见最温和大度，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味。尽管我知道罗先生对“直译”一边倒的调查结果很是不服，他却奉行老子“为而不争”之义，只做自己的事，不与人争，他甚至这样写道：“有了这次排行榜，风势轮流转，大家都有成功的喜悦，不亦快哉！”诗人翻译家黄福海对佛经翻译感兴趣，偶然读到罗新璋和陈应年编纂的《翻译论集》，趁一次陆谷孙先生府上小聚的机会，把对书中的一些意见告知了罗先生，“他居然虚怀若谷，大多采用了，还在新版的后记中提到我。再后来读到他的《古文大略》，我惊讶于他的眼界之宽广，见识之敏锐”。

罗先生的仁义还表现在他对知交、故友的感念、帮衬上。译林出版社十五人合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于上世纪末出版，这部皇皇巨著的卷一负责开篇的译者名叫李恒基，是罗新璋先生北大西语系的同班同学，可惜在1999年的夏末因病去世。曾经不止一次，罗先生在信里和我谈起李恒基，说他极有才华，举止高贵，读书期间曾对他影响甚巨：“李兄专擅在译诗，贴切而自然。缪塞的《咏月》，是法文诗里的名篇，且读他所译的其中三节，便可看出属辞流便，机杼自具……”这位好同学的英年早逝令他十分心痛，更惋惜其诗稿散落在外，未能有人帮助收集、整理，结册出版，致其诗才埋没乃至终被遗忘。于是大约在七八年前，罗先生自告奋勇地亲自着手收集李恒基的译诗，并将部分精心保存的故友手稿交付与我，上面甚至还有他亲笔批阅修改过的痕迹，寄望有朝一日能帮这位昔日的同窗留下千古诗名。

李恒基译法国诗人雅克·普雷维尔的诗，罗新璋用铅笔在原稿上有修改

除此之外，我的手上还珍藏有另一份无比贵重的礼物，是罗先生2011年秋相赠与的、他的恩师罗大冈于1972年11月送给他的签名本《法译百首唐诗绝句》（La Baconière 1947年版）。罗大冈先生于1939年拿到巴黎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是最早将孟德斯鸠、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和罗曼·罗兰引入中国的译者之一，也是第一位用法语研究唐诗、翻译唐诗并且有诗集在法国出版的中国人。在此书的扉页上（下图），既有老师题赠给爱徒的亲笔，也有爱徒为恩师题签的颂辞：“别林斯基称：过一定历史时期，各人回到相应地位。罗师诚大岗也（grande colline，巍峨山岗），尤令吾辈汗颜！”——崇敬、怀念、自励之情跃然纸上，我想罗先生以此书相赠，也是希望能令恩师的精神气质有所传承和接续吧！

这些日子在案头一封封展读这些犹如书法作品的美丽信函，我发现几乎每个信笺结尾的署名前都有“匆匆”二字。联想到三四年前我曾在电话里问罗先生何时再来复旦讲学，他答“恐怕没时间，手头要做的事多，年纪大了，动作慢……”想必罗先生心里焦急，想必他还有许多计划未完成，可是他就这样与我们告别，这回连“匆匆”二字都来不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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