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里亚宾（1872-1915）

关于俄罗斯近代以来成就卓著的文学发展，历来有“黄金时代”（普希金以降的19世纪）和“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划分与称谓。俄罗斯音乐中一般不太使用黄金、白银时代的说法，其实也不妨借鉴。在19世纪格林卡至“强力集团”和柴可夫斯基的伟大业绩之后，“跨世纪”的斯克里亚宾（1872-1915）和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以及大致同时代前后的里亚多夫（1855-1914）、塔涅耶夫（1856-1915）、阿连斯基（1861-1906）、格拉祖诺夫（1865-1936）、梅特涅（1880-1951）和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1919年前为其创作的俄罗斯时期）等人，也足以撑起一个音乐上的俄罗斯“白银时代”。

毋庸置疑，这个白银时代中最醒目的音乐人物正是斯克里亚宾和拉赫玛尼诺夫。似有天意，这两位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1892年两人从学院毕业时，拉氏获作曲第一，斯氏获第二），也是惺惺相惜的挚友（斯氏英年早逝后，拉氏曾举行斯氏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以致悼念）。另一方面，两人无论性情、观点和音乐走向都相当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相对于拉氏音乐的悲怆、阴郁、粗犷和浓重，斯氏更偏于内省、精妙、热烈和灵动，更加神经质，风格发展的幅度更大，观念和技术更新的速度也更快——其结果，拉氏终其一生是音乐上的“保守党”，而斯氏从肖邦的浪漫传统中起步，最后成长为自成体系的艺术探险“先锋派”。

两人都是钢琴演奏的一流圣手，因而创作伊始以钢琴为中心是顺理成章（后来也成为管弦乐队写作高手）。但他们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同，对比之下尤为彰显：拉氏钢琴风格基于李斯特化的俄罗斯传统，大跨度、重和弦，织体饱满而线条繁复；而斯氏出道时彻头彻尾是肖邦的忠实信徒，早期创作甚至毫不隐讳仿造肖邦，写了不少练习曲、前奏曲、玛祖卡、即兴曲和圆舞曲——清一色的肖邦体裁。这是向肖邦作为前辈钢琴诗人的致敬，也是通过肖邦在创作上投石问路。一套钢琴《24首前奏曲》Op.11（1888-1896）是肖邦同名作品Op.28（1835-1839）的隔空对话与想象应和，放在一起对比聆听，不禁使人浮想联翩。肖邦前奏曲作为钢琴小品集合的绝世极品，至今无人超越，但斯氏敢于直面挑战，在和声、节奏与织体方面仍显示了灵活创意。这是俄罗斯化了的肖邦，或者说是肖邦被注入了俄罗斯的魂灵。

斯氏与拉氏不同，但艺术的奇妙在于——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殊途暂时同归。两首并不代表斯氏典型风格追求的早期练习曲因其不会被错认的“拉赫玛尼诺夫风味”而脍炙人口——这是音乐上斯氏向拉氏所代表的俄罗斯音乐“正统”靠拢的有趣史实，换一角度看，不妨说这是斯氏在学习肖邦的过程中并未忘怀俄罗斯本土身份的艺术见证。斯氏不到16岁时写成舒缓动人的《升C小调钢琴练习曲》Op.2之一（1887），其情调的哀怨悲愁和缠绵悱恻，以及钢琴上以浓重柱式和声勾勒如歌旋律的做法，都不免让人联想起拉氏用笔。几年之后的《升D小调钢琴练习曲》Op.8之十二（1894），以跌宕起伏的左手大跨度节奏动态和右手八度跳进的激情旋律歌唱，活脱脱为听者展现了一幅俄罗斯人在醉酒状态中狂放不羁、急切倾诉的画面。这是斯氏最靠近拉氏的时刻，尤其乐曲主题再现时铺满钢琴键盘所有音域、似宏亮钟声一般的和弦高潮段，均是典型的拉氏音响，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但上述斯氏向拉氏靠拢的尝试只是偶尔为之，他怀有更为远大和前瞻的诉求。一个在早期创作中隐约埋下的火种开始萌芽，最终促成了斯氏的转型——一种对无限的渴求，一种以“心醉神迷”（ecstasy）为化境的艺术神秘理想，愈来愈成为斯氏的执念。这不仅是作曲家个人天性的偏好，也是当时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氛围所致——“世纪末”来临，社会发展和对人性的认知似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演化和变异。尼采的超人理论给斯氏留下难忘印象，他与白银时代俄罗斯象征派诗人如维·伊凡诺夫、巴尔蒙特、别雷等人过往甚密，并由此将艺术创作与更高的宗教神启联系在一起。此刻风行一时的“通神论”哲学也让斯氏着迷，音乐和艺术因此不再仅仅具备审美的价值，而是肩负更重大的使命——通向彼岸世界和超验境界。日后苏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年少时曾与斯氏结下忘年交，多年后在自传中留下关于后期斯氏最有洞见的回忆。

斯氏的音乐探险和转型，通过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界最新思潮的互动在世纪转折时启动，并一发不可收。六个乐章的 鸿篇巨制《第一交响曲》（1899-1900）开篇具有瓦格纳声响世界神秘莫测的氤氲意蕴和宏大气象，显示出斯氏针对当时俄罗斯音乐界普遍排斥瓦格纳的反向姿态和孤傲独立；而此作的末乐章采用作曲家自撰诗篇，歌颂艺术的神圣与精神的超越，彰显作曲家通过艺术改造人类和更新社会的观念与用心。不过，笔者强烈推荐的是斯氏《第四钢琴奏鸣曲》（1903）和《第五钢琴奏鸣曲》（1907）。它们均是浓缩精炼而篇幅不大的精彩杰作，前者是斯氏音乐语言依然位于传统调性和声范围内但已有大胆突破的鲜明写照，后者则是斯氏已经离开传统但距离尚不太远的有趣例证。对于熟悉古典音乐传统路数的听者而言，“第四”显得更为“好听”，乐曲开头引子中不予解决的连续“属七和弦”以及带有渴求感的优美旋律，立即让人想起瓦格纳的声响，但在这里被赋予了更为清纯、更加内省的韵味——这个乐思在整首奏鸣曲最后的尾声大高潮中，以几近疯狂的高叠和弦织体再次出现，让我们看到俄罗斯人特有的激情在达到“狂喜”之境时的不能自已和势不可挡。“第五”的出场让人惊诧——它已是不折不扣的“现代音乐”，音响怪异，意象玄妙，音乐在恍惚的灵魂出窍和惊醒的精灵之舞中曲折往复，但最终是高扬、清脆、兴奋到令人昏厥的“天籁之音”占据主位。全曲结束时奋力向上的飞翔音型似要将人带至太空，并与之融为一体……

查看斯氏后期创作的乐谱，我们会在多处发现“狂喜”“兴奋”“恍惚”“入迷”“出神”等音乐表情和心理状态的文辞形容——这不仅是作曲家亲自记写的对演奏和表演的提示，也是针对音乐精神内涵的暗示与提醒。除继续在钢琴奏鸣曲（共十首）和大批以“音诗”为题的钢琴小品中前行探索之外，斯氏晚期创作的重心转移到乐队大型作品中——继《第三交响曲“神圣之诗”》（1902-1904）后，他写下重要的大型乐队作品《狂喜之诗》（1905-1908）和《普罗米修斯：火之诗》（1910）。以音响手段对“神圣”“狂喜”和“火”进行诗意描摹，但作曲家在此的用意绝非传统的“标题内容音乐”，而是希望在神秘音乐的奇妙轰鸣中达到物我两忘、心醉神迷的超验体悟——甚至，超度到现世中不可能存在的另一个理想境地中。这三部灼热的乐队音诗，最终结尾均是起用超大规模的音响手段营造神秘、忘我之境的范例——它们是布鲁克纳、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同类音响的超验姊妹篇，同时又启发了日后法国现代作曲巨匠梅西安（1908-1992）乐观、喜悦的天主音乐礼赞。

短短十多年，斯氏确立了他晚期独具一格的“神秘主义”音乐理念和技法系统。因艺术观念的突破和内心体验的独特，他与马勒、德彪西、理查·施特劳斯、勋伯格、拉威尔、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等同代人一起，站到了当时音乐语言发展和推进的最前沿。一般听者或许无须关心斯氏“神秘和弦”（斯氏作曲体系的中心枢纽，基于属七和弦的极度复杂化处理，最终突破调性并步入“无调性”的领地）的技术要领，仅凭听觉感知，普通爱乐者也能体察斯氏音乐探险所带来的独特风景。斯氏生前好友、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曾高度评价他的音乐具有社会革命象征的开创意义。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化领袖卢那察尔斯基也盛赞，斯氏将社会变革的愿景转译至音乐中。对于俄罗斯和世界意义的音乐艺术而言，斯氏成为了一个标志：俄罗斯由音乐的消费者（18世纪至19世纪初）和生产者（格林卡之后），继续发力冲刺而成为了重要的领跑者（20世纪以降）——这是世界音乐艺术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其意义不言而喻。

2022年2月19日写于冰城临江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