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先生成为“逝者”，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我们晓得他前年年底做了大手术，但是已经在康复中……

他是业界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一位榜样。大视野、小细节，他都有观照；历史、当下，他都关心、都在乎。

给笔会写稿最多的2017年，曹先生发表了九篇文章：《与梅娘同行的香港女孩》《在德累斯顿听音乐会》《“绕过工业时代”——不丹之行》《东瀛赏樱之意外场景》《波尔多酒庄的伤心故事》《清华园住了三千天》《漂洋过海看企鹅》《七七、七八级的都老了》《从手抄书谈起》 ，2018年，八篇：《学做新闻杂志编辑的日子》《过几天香港老人的日子》《于细微处见李敖》《难忘汶川——十年前的几个瞬间》《蒲汇塘路的802车队》《双城十年两岸缘》《我经历的电视新闻“直播”》《隔壁邻居赵家伯伯——赵家璧》 。

本文刊2007年9月9日，是曹景行先生最早在《文汇报 笔会》刊发的文章，题为“伴随我们的那些电影”。

二十多年前，在几位译制片界前辈的鼓动下，我曾试着翻译过一两部电视剧，初次尝试就是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尼科拉斯·尼科尔贝》。但对译制的事情刚有了一些感觉，摸到了一点门道，我就去了香港，转做新闻工作了，此后连译制片都很少有机会看了。直到今天，苏秀老师见到我姐姐曹雷，还常提起我“临阵脱逃”的事。

对我这样年龄的一代中国人来说，译制片既是我们窥看外部另一种世界的狭小窗户，又是人生成长中十分稀缺的文化养料。小时候上电影院还是件奢侈的事情。记不清最早看的外国电影是哪一部，也许是苏联神话故事片《三海旅行》。至今印象很深的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也是苏联人拍的上下集彩色片，成为我了解十八世纪欧洲历史的起点。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进口的外国电影大多数是苏联片子：从《乡村女教师》《夏伯阳》到《伟大的公民》《非常事件》再到《两姐妹》《静静的顿河》，这些苏联“大片”伴随着我们从小学升上初中。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已经生变，上海人民广场附近体育宫下面的中苏友谊馆还继续轮番放映苏联旧片，记得票价只要一毛钱，像我这样的中学生还能够承受。

那时还可以看到为数甚少的西方国家电影，一年就一两部而已，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英国故事片《王子复仇记》《理查三世》，法国的《红与黑》《郁金香芳芳》等等，对我们有着另一种吸引力。在我的心目中，孙道临老师配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声音。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几年里，苏联变成“修正主义”，《雁南飞》《第四十一》等电影都被当作批判对象，一般老百姓就看不到了。西方电影更是绝迹，只有当报刊、学校声讨“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时，还有人会提到《红与黑》中的于连，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

那些年中，某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什么国家的电影，可以作为中国同那些国家关系好坏的风向标。比如五十年代中印关系不错，《流浪者》就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四十年后我告诉一位比我年轻的印度朋友，中国老百姓如何喜欢《流浪者》里的歌曲，还哼了一段给他听，他却是一脸的茫然。到了六十年代两国交恶以至开仗，我们就看不到印度电影了，好像连《流浪者》《两亩地》这样的旧片也不能放了。等到《大篷车》开进中国，其间相隔差不多二十年。

当年看过的欧洲电影中，西德的《神童》和捷克的《好兵帅克》至今仍有颇深的印象（我还记得《神童》是邱岳峰配的男主角，赵慎之配女主角，祝希娟也在其中配了个角色）。六十年代初，虹口海宁路上的胜利电影院一直放映外国旧片。有个星期天下午，我在那里连着看了两场《神童》，就为了再听一边影片里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的合唱。那时，新的东欧片也越来越少，因为那个地区的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全都跟着苏联反对中国，当初牢不可破的的兄弟情谊荡然无存。最后，等到我们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只剩下阿尔巴尼亚片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

“文革”十年当中，译制片的处境也很特别。有好几年，就那么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加上江青弄出来的样板戏电影，居然占据了全中国的银幕。直到罗马尼亚也同苏联闹翻，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第八个是铜像》。等到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片子上映，那已是“文革”之后的事情了。

即使以当时的标准，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也拍得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惟一的进口烟），但许多人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连剧中的对白都可以倒背如流。也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饥渴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终于，我们又有机会看到另一个国家的电影了，那要感谢邻国朝鲜给我们送来《卖花姑娘》。一部外国电影在中国引发如此狂热，既是空前，也应该是绝后。那已是“文革”的最后两年，中国老百姓对《卖花姑娘》的狂热，背后也许就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渴求，一种力图挣脱文化桎梏的冲动。

所以，译制片在中国的命运，也是映照出国运兴衰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文革”结束，思想解放带来了译制片的繁荣。那时候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机会到永嘉路译制厂看电影，有的是刚刚完工尚未正式公演的新片，有的是“文革”期间译制的“内部电影”。那种情态，只有用“饥不择食”来形容。

每次坐在译制厂放映间的木制折叠椅上，通往世界的窗户就打开了。我在大学里学世界历史，出了大学又研究世界经济，常常觉得从电影里面学到的东西比书本上更多、更切实。后来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干起了新闻评论工作，每有媒体记者问我如何把握住世事之变化，我就会劝他们多看各国的电影。虽然今天我看的外国电影几乎都不是译制片了，但没有一部能比当年的译制片更有价值，因为人生的启蒙只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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