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年，奶奶过世了。具体是哪一天，我不知道。

因为新冠疫情，我已有两年半未能回国。我只记得奶奶的亡故发生在疫情第一年，父母为了不让身在异乡的我担心，等办完丧事才把噩耗告诉我。然而等关闭了微信视频之后，我并不感到伤心。

奶奶是在我高考的第一天脑梗的，和如今一样，当初父母也瞒着我，要等高考结束才带我去普陀医院。出院后的十五年里，奶奶半边风瘫，前面的四年，有爷爷照顾，爷爷走了之后，我们请来的保姆张阿姨时常会推着轮椅上的奶奶去街心公园晒太阳。但有一天，就在家门口的转角，轮椅被收旧货的三轮车撞了。三轮车夫穷得叮当响，我们不忍心要赔偿，但是愈合之后，张阿姨不再敢推奶奶去几步路之外的公园了。奶奶最后的几年是在一室户的小屋里度过的，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轮椅上，轮椅时而对着电视，时而对着家门口。五年半前，我来美国念书，每次回国，次日一定去探望奶奶。那是短暂且无聊的探望，当时保姆已经换作一位陈阿姨，奶奶总要她倒温水，剥橘子。奶奶会说昨天连打几个喷嚏，知道是我回来了，而后说我胖了，还说胖了好，太瘦不好。我会放下买来的礼品（多数是保健品和低糖的食品），解释给陈阿姨要怎么吃。电视总是黑龙江卫视，那是保姆的省份。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奶奶永远重复她说过无数遍的话：“我们佳楠小时候很乖的。我喂饭不吃，只有爷爷喂饭才吃。”

我意识到这句话“结论”和“例证”之间的矛盾，但未曾指出。因为两句都符合事实。母亲也说我小时候很好带，只要塞给我一本书，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给任何人添乱。而我拒绝奶奶喂饭也的确发生过，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样子，因为比起奶奶，我和爷爷要亲得多。

奶奶不识字，是爷爷退休之后无事可干，教她第一次写会了自己的名字：王荷花。从那个简单的名字可以看到，奶奶应该出生在盛夏，而且她的父母也没有读过书。那是那个年代（尤其是女性）的常态，我的外婆也不识字，而爷爷和我从未见过的外公之所以读得懂书，是因为十多岁就独自从江浙一带的农村老家跑来上海学生意，依靠着勤奋自学成材。解放后，爷爷在大沣造纸厂工作的时候，还被厂党支部推荐去当时的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念书，1965年3月的《文汇报》刊登过他的一篇口述，毫无理化基础的他是凭着“不睡觉，不吃饭”的劲儿，才从第一学期背三只“鸭子”（2分，当时是5分制）回家到顺利毕业。

作者爷爷钱样根(前面第一人)等正在对产品进行性能测试

（文汇报1965.03.16）

这些我都是后来零零碎碎听家人说的，我和爷爷亲近是因为他有各种法子逗我玩。他教我舞剑，那是把实木宝剑，对儿时的我而言又长又重，但是我抢着背，因为威风。我们走到街心公园，他正儿八经地把一套“武功心法”传授给我，我至今还能重复不少招式。早锻炼完毕，他会在家里的几案上铺开前日的晚报，而后再展开宣纸，那是书法和国画的时刻。是他第一次教会我如何欣赏画作，等我的素描在美术课拿了高分之后，他总是自豪地把我的画挂在他书房最醒目的位置。爷爷还会下围棋、象棋，打桥牌，这些他都教给了我。姑妈家的儿子比我只大两个月，所以一到暑假，我俩总是一同被“寄放”在爷爷奶奶家，我俩总是齐心协力与爷爷展开象棋大战。读初中前，我们最好的战绩是在爷爷让我们一车一马的情况下赢过他一回。天文地理，爷爷似乎无所不知，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但凡我们去做客，定是他“披挂上阵”，轮不到奶奶。

相形之下，奶奶就显得太过普通。她的右手因为小时候做家务被严重烫伤，三个指头佝偻着并在一起，像卤鸡爪。很多时候，她连基本的常识也没有。比我大两个月的表哥常常拿我俩的毛绒动物戏弄她。

“外婆，这个是什么？”表哥甩动着我的毛绒猴子。

“我不知道，”奶奶说，“是不是一只猫？”

我们会哄笑，而后表哥会拿起另一只毛绒熊，问奶奶那是什么，而奶奶会答是狗。

我们稍微长大一点儿，就能意识到笑话里的恶意，然而我们却能轻易地自我开脱。有一年，全城热播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表哥也正好在长身体，他迷上了吊门框。也就是突然向房门冲刺，一跃而起，双手紧挂住门框。奶奶总是被吓个半死。记忆中，这是她唯一板起面孔的时候，她会斥责表哥，“不许吊”。表哥会觉得她小题大做。同作为孩子的我更多地站在表哥的一边，所以当我俩独自在小区里的空地打羽毛球的时候，表哥会提起奶奶认不出毛绒动物的往事，我不会数落表哥的不是。

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责怪表哥？我早已经在喂饭这件事上让奶奶看到我的立场。那是我刚有记忆的时刻，之后我无数次想调转时光，去纠正我幼年的行为。但就算我能挽回那个错误，就真能革除内心的偏见吗？

前年，当微信那头的母亲告诉我奶奶走了，我的念头只是，这下淘宝购物车里的“成人尿片”可以清空了。

二

当初，我母亲决定要嫁给父亲的时候，不少亲戚和邻居反对。

“不能嫁给宁波人，”一个亲戚说，“宁波人家的媳妇要给全家人盛饭。”

母亲家是无锡人，此前没听说过宁波人家规矩多。于是母亲赶紧问父亲，他回答说爷爷家没什么规矩，这样母亲才放心。

话虽这么说，我记得一直到初中二年级，奶奶从未上过饭桌。永远是一大家人围坐着，夹菜，话事，咀嚼，而奶奶则坐在电饭煲旁边的小板凳上，谁要添饭，就把饭碗递给她，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是外婆过世之后，父母和我改来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大年夜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他亲人约定和另一边的人过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奶奶守着电饭煲坐着，我纯粹出于好奇问了句：“为什么奶奶不来一道吃？”就这样，奶奶才有了饭桌边的位置。

父辈们常说奶奶“好弄”，这个词听得我心酸。我不知道奶奶的顺从和隐忍多少是天性使然，多少又是贫苦的现实所塑造的。她生于象山农村，个头还没灶头高的时候就要帮忙煮饭，所以有了烫伤手指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不会花钱请医生，就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爷爷是来上海之后托媒人在老家找媳妇时找到的奶奶，父辈们有时会惋惜：“老阿爸当时穷，如果有点钞票，可以寻条件更好的。”结婚后，孩子一个接一个降生，总共四个，爷爷的母亲来上海投靠他，于是祖孙三代挤在一室户的小间，当中拉张帘子，男的睡前面，女的睡后面。爷爷的母亲非常精明强势，没少嫌弃和欺侮奶奶。这都是后来听我父亲说的，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没人会帮奶奶伸张正义，理由很可能跟表哥和我儿时笑话奶奶的一样：她愚笨，木讷，更重要的是，她看起来无知无觉。

爷爷过世后，因为大姑妈住得最近，各家凑给奶奶的日常花销都在大姑妈这边，请她给奶奶买菜。但大姑妈节俭到不近人情，奶奶餐桌的寒碜常让母亲伤心。

当时我还在国内的高中教书，如果一周不去奶奶家，母亲定要求我打电话过去，问奶奶要吃什么。这样的提问从来问不出结果，奶奶的回答总是“不要花钱”。母亲只能我们家吃什么，就给奶奶买什么。

奶奶从没有告诉过我们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有时候买去的稍微贵些的食材被保姆当便宜食材乱炖了，母亲也会心疼，而后她选择自己烧好装在钢盅锅里送去。这么用心良苦却往往石沉大海，母亲问奶奶，“前些日子带来的黄鱼汤好吃吗？”奶奶会说“好吃”。母亲会忍不住提一句“大黄鱼不便宜”或她如何花功夫熬的，她的本意只是想让奶奶知晓儿媳对她的关爱，但奶奶听了会摇摆能够活动的那只手，说：“下次不要买。”

可以想见我母亲的失望。等奶奶过世之后，我才开始起疑，奶奶究竟喜欢吃什么？但不止是吃的，奶奶喜欢什么颜色，或者什么款式的衣服，我也一无所知。她身上的衣服也是她的女儿、儿媳买去给她着上，她就着上。她喜欢看什么电视？小时候爷爷常听沪剧，但我不知道奶奶是否也喜欢听，她在上海是否有最喜欢的街巷？她偶尔会不会想念家乡？家里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

三

爷爷过世之后，每年家族聚会，家人总会聊起他的刚毅和顽固。奶奶中风后，他运用起多年前大学里学到的有关知识，在卧室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装了一些滑轮，而后挂上晾衣绳，绳子的一端让奶奶可以活动的手抓着，另一端绑着奶奶不能活动的脚，手拉脚起，康复理疗不靠人。但也因为他的倔强，他相信曾经用意志战胜过各种生活艰辛的自己，老了也能用意志征服死亡。诊断出糖尿病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严苛的饮食清单和满满当当的锻炼日程，我们都相信，他是活活把自己累死的。

过去，我不喜欢这样的家族聚会，因为大家聊到最后结论总是“老阿爸难弄”，也因为我记忆中的画面永远锁定在爷爷跟我关起门来啃鸡爪的温馨往昔。我总觉得，人的生命真正结束之时，是最后一个惦记他的人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从这个意义上，即便大家抱怨爷爷“难弄”，大家毕竟记住了他可敬可笑可畏的坚毅。

但我很为奶奶担心，怕奶奶离开的那一天就是真正地去了，怕大家只记得她“好弄”，怕她给人的印象近于叶圣陶笔下的“伊”（“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怕她偶尔唤起的感伤只是因为我的父亲失去了母亲，而我失去了奶奶。

——我怕从没有人爱过作为独特个体的她。

奶奶离世的这一年来，我很努力地搜刮和她在一起的回忆，除了表哥和我的恶作剧之外，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很小时候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父母要上班，就请住在不远的奶奶坐几站公交来家里照看我。奶奶总是带两包橘子汁，因为包装是红的，被我们戏称为“红包”。当时我一定还在学习怎么用马桶，奶奶就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小解完，要提起屁股抖三记，再用草纸擦净。

我记得自己老老实实践行了一年，直到觉得多此一举方作罢。讽刺的是，这竟成了奶奶唯一教过我的事情。

我决定在往后的日子但凡想起奶奶都践行这一程式。我希望有一天能梦见奶奶，希望在梦里，倘若表哥和我还拿毛绒玩具捉弄她，她能够板着面孔，斥责我们：

“你们两只小赤佬，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