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仓街，在江苏太仓。九十三号，是我外婆家。

新仓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弹格路，由太仓的西门，通往城中，我住的房子，在街南，沿河，河名致和塘，这个名字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塘，一般作水池解，在苏南，却常为河名。房子的式样，在今天的江南古镇，仍寻常可见。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这几乎用滥的词，当然是准确的，但住在那里，并无多少诗情画意，因为条件太差了。仅举二例：

例一，地面由普通青砖铺就，蒙着一层泥灰，总是打扫不净的样子；江南多雨，砖面常泛潮，变得湿滑，砖缝里甚至会渗出水来，小孩子在家里玩，也会弄得一身泥，遭大人斥骂。

例二，没有自来水，喝的是井水，用的是河水。先说喝。院里备一大缸，井水打上来，贮进大缸，加明矾，净之。日久，缸底积一层灰垢，大人拿一细长塑料管，将一头直插缸底，在另一头猛吸一口，再轻移管子，慢慢的，底部的污水便被吸出水缸。后来，读了物理，明白这叫“虹吸”。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肚子里会长一种东西，叫蛔虫。有一种“宝塔糖”，其实是驱虫药。关于此虫，会令人产生不妙想象，不详叙。再说用。我们家，住的是北屋，一楼一底，沿新仓街。屋二进，后一进，由孙家住，南临致和塘，沿阶而下，可直抵水边。淘米、洗菜、洗衣、洗痰盂，皆在河里。上游人家在洗污物，隔不远的下游人家在淘米洗菜，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总觉得，对我肚里的蛔虫，这河水亦有贡献。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使我对于古镇旅游，毫无兴趣。到了夏天，这河便是天然泳池了。游泳的小伙子们，还有一项“特别使命”——捞餐具。主妇们在河里洗东西，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因为这是常事，江南的瓷器店便有一项特别业务，用通电的铁笔在碗、盆、调羹的底部刻字。比如我家的，就刻“杨”。水性好的小伙子，就潜入河底捞碗碟，捞上来，根据刻的字，还给各家。我还清晰地记得邻家大哥从水底跃出，高举着餐具，那得意的神情。

南邻孙家，宁波籍。由于门开在新仓街上，孙家人及孙家的客人进出，都要经过我家，因此，我家底楼兼有过道功能。男主人名孙章林，在上海工作，难得返家。女主人，大人命我叫她“里厢姆妈”，从这个称呼看，两家关系不错。她的弟弟单身无业，大家都唤他老娘舅。他住在姐姐家里吃白食，备受歧视，只活了60多岁。三人皆操甬语。孙家育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都说太仓话。幼女长得好看，也最得宠，后来顶替父亲到上海工作。对他们，我均以姐姐哥哥称之，但在幼小的我看来，他们都是大人。外公逝世时，白发苍苍的孙章林前来吊唁，执意向外公遗体行跪拜大礼，我感动复震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写到这里，要说说外公了。

众所周知，所谓“外婆家”，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文密码。至今，我说到太仓，也总是说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但维系整个大家庭的核心，是外公。外公姓杨，讳昌九，字若禹。九者为长，外公是长房长子，在传统氏族社会里，身份高，责任也大。但是，在战事频仍的乱世，保住自己及家人的安全与温饱，已是不易。外公一家，原居长江入海口不远处的聚星镇，原属江苏海门，现划归启东。因此，我是听着启海“沙上话”启蒙、长大的。1946年，为躲避战乱，外公南渡长江，到太仓工作养家，次年再将全家南迁。经过一番动荡，后在太仓一药房当店员，我还随他到过那家小小的药店。背井离乡的外公外婆，与太仓的邻居处得不错。大家称外公“杨先生”，叫外婆“杨师母”，外婆称“里厢姆妈”为“孙师母”。两个文盲老太太互称师母，在那个斯文扫地、师道灭失的年代，让人不免有“礼失求诸野”之叹。

虽然外公逃离家乡，完全没有机会和可能承担家族领导人的责任，但是，这一使命感，一直深埋在寡言的外公心里。他做了一件令我至今赞叹不已的事情——杨家的宗谱，毁于战乱，外公几乎把整本宗谱背出，并于1961年初（上一个庚子年末）将其默写出来，并默默地藏好，直到晚年，交给定居香港的长子、我的大舅舅杨锡成。我于1996年旅港，见到这本手写的宗谱，用一句网络用语形容一点不夸张——“当时我就震惊了”。我难以想象外公是如何背出这绵延二十四世的宗谱，难以想象外公又是如何在动乱岁月将这本标准的“四旧”保存下来。外公的小楷是相当有功力的，可惜，他没有写过任何一幅作品存世。我请舅舅复印了一份宗谱给我，现在，这份复印件也已泛黄。

在宗谱之前，外公写了一段文字，简叙杨氏历史。他写道：“我杨氏宗谱经兵燹之后，散失已尽，兹就余记忆所及笔之于楮……”外公上溯殷商，娓娓道来，其中特意讲述了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故事。外公这一支的“一世祖”，为宋末元初的杨廷玉。外公写道：“南宋末叶，元兵南下，廷玉公举家迁移至崇明，是即我杨氏之迁崇始祖，亦即一世祖也。”这本宗谱，从一世廷玉公，一直记到二十四世，即我舅舅这一代。结尾处，外公写道：“余年六旬，来日渐少，故缕述于楮，使后人略知渊源，可以追念祖德。”外公写的时候，大概没想到，他的来日，还很绵长。外公活到米寿高龄。

外公是个读书人，逃离家乡后虽然穷困一生，却也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我从没见他做过家务事。他闲着，就是读书，舅舅为他借来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这套书封面长得一样，小时候，我觉得外公好像一直在读同一本书。等到知道外公的厉害，他已经没有向我传授读史心得的能力了。正是因为外公“游手好闲”，他陪伴我的时间与方式就比较多，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最有趣的，是他教会了我打一整套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可惜我后来全忘了。

外公还常带我去书场听书。当年传统书目都不能说，来太仓小城也不会有什么响档，对外公来说，不过是聊胜于无。后来，流行音乐之门突然大开，港台的、欧美的，邓丽君、罗大佑、杰克逊、卡朋特，奔涌而至。我这个少年郎自然一头扎进去，哪里还会理会评弹。不料，人到中年，外公埋下的听书种子突然萌发并日长夜大，现在，我听书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听歌，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弦索叮咚中入眠。

保障外公“四体不勤”的，自然是外婆。外婆是外公的续弦。我妈妈的亲生母亲，在小舅舅才一岁多时，便患病不治，抛下了六个孩子。外婆大脚、勤劳，超乎寻常地能干，不仅带大了前任留下的孩子，而且还带大了一大堆我这样的第三代，仅从这一点看，她劳苦功高。外婆不识一字，但是极为聪明，她掌控着一个大家庭的经济命脉，干练且凶悍。外婆嫁进杨家，就担任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即“后妈”。江南一带，称之为“慢娘”，这几乎是“心狠手辣”的代名词。外婆也确实性情凶悍、出手“毒辣”。但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她上有婆婆、中有丈夫、下有儿女，不凶，又怎么树得了权威，怎么当得了家？外婆跟别的老人最大的不同是，她不但对第二代凶，对第三代也一样凶。我在她身边时间最长，近七年，又因为我性格倔强，挨打最多。但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挨打最多的我，是外婆晚年跟她最为亲近、最能哄她开心的孙辈。

儿时的我，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唯一的游玩，就是逛公园。我家马路斜对过，是太仓公园。外公天天早上去打拳，有时会带我去，前面说的太极拳，就是在这个公园学会的。其实，我对打拳毫无兴趣，这个公园吸引我的，既不是树木扶疏，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一排关动物的笼子，虽然有股扑鼻的气味，但有动物看，孩子们是不嫌弃的。我记得的动物有猴子、孔雀、豪猪三种。流连最久的，是猴笼。猴子们极为接近人类的表情和动作，让我感到有趣，也有点不适。我觉得，不应该有动物跟人类这么像。关于太仓的快乐记忆，只有这一排刺鼻的笼子。

住在新仓街九十三号里的近七年时光，对我，是人生之始，不可谓不重要，但无论是那排屋、那条街，还是我的家、我个人，都平淡无奇。后来，我离开太仓，到嘉定读小学、中学。再后来，外公逝世，外婆移居嘉定，我就很少去太仓了。但每次去，都会去新仓街看一看九十三号。那扇门，似乎一直不会变，在等着我。当我以一个外来人的眼光来看太仓时，猛然发现，离新仓街九十三号很近，近到几分钟就可走到的地方，竟然名胜古迹云集，譬如——

皋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原名兴福桥，据桥上铭文可知，建于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为单孔石桥，跨于致和塘上。这座桥，在我小时候，显得很破败，石头缝里杂草、灌木横生，两侧无护栏，大人不让我在上面走，命我走更安全的水泥桥。太仓现存元代石拱桥有五座之多，可见当年水利之盛。

弇山园，号称有千年历史，但“弇山园”之名，则得之明代大文人王世贞，王号“弇州山人”，此园经他主理修缮后，名重一时。

张溥故居，建于明代，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张溥，复社领袖，鼎鼎大名。他的《五人墓碑记》为《古文观止》压轴之作，入中学课本，天下读书人皆诵之。当我读着语文书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之句时，并不知道，张溥的家，就在我家马路对过。

今天，当我知道我的外婆家左近有如此名胜，是不是该感到开心或自得呢？并没有。因为，沿着致和塘的那一排房子，为了拓路，被拆掉了，包括新仓街九十三号。连新仓街也改名新华西路。故地重游，我根据路北的房子与致和塘之间的距离，估算出我住过的房子的位置，正在新的大道之上。时近黄昏，车辆稀少，我立在马路中央，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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