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说：你就是这块料，回去，你什么都不是。

校长又说：出身怕什么，我家庭成分也不好。留下来，好好练，有前途的。

他不知该说什么，索性低了头。心里打定了主意。

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他寄回与周总理的合影。姆妈脸上有荣光。弄堂里的小伙伴，都当他跳了龙门。舞蹈学校伙食好，每周一、三、五在民族文化宫演出，常有外国元首来观看，十次有八次是周总理陪同。学校男生少，女孩子众星捧月地围着他。老师也喜欢他，把他当未来的舞台王子来培养。他看过资料片《天鹅湖》，王子穿着雪白的紧身裤，长身玉立，美得不染人间烟火。

可是他开心不起来。他想念姆妈做的黄鱼鲞，想念姐姐弟弟们，想念弄堂的小伙伴，想念坑坑洼洼的足球场。一群野蛮小鬼，追逐一个三角四分的“永”字牌橡皮球，风里雨里，一身汗一身泥，是他最快活的时光。

那天他好好上着课，班主任把他叫出去了。说北京来了老师，想看看他。老师说一口好听的京片子，请他举起手，抬抬脚，转个身，跳一跳。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递给他一张准考证。

他这才晓得，是新成立的舞蹈学校来上海挑苗子。照着准考证上的地址，他稀里糊涂地去了。在此之前，他没跳过一天舞。前后考了四轮，最后一关是面试，评委席上坐着乌兰诺娃。两千多个孩子，最终选中十二个，其中有他。他光荣而懵懂，像被打包的土特产，跟着老师到了北京。

开肩，压腿，从基本功练起。谈不上多喜欢舞蹈，但规定的动作，总比别的孩子掌握得快些。第二年，他就登台演出，舞剧《鱼美人》，主演是陈爱莲，他在后面踩高跷。又过了一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访问香港，向舞蹈学校借调六名小演员，名单里有他。他开心极了。最终赴港人员公布，一个各方面条件不如他的男孩顶替了他。他被卡在政审这一关：爹爹是上棉十七厂的门卫，解放前拜过“老头子”，属于“历史问题不清楚”。

他有数了，自己不是王子的料。他就是工人家里的小囡，野球场是他的王国。他去找校长，要求退学。校长拒绝了。一张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是十三元五角，家里每个月给他寄五块钱生活费。他攒了三个月，偷偷买一张票，跑回了上海。

等过完这个年，他就七十六了。如今他一礼拜踢一次球，还是在从前的球场，和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们。只是这几年，老兄弟减员得厉害。骨质疏松的，心脏搭桥的，有人消失了一阵子，再次看到名字是讣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成了球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摔断过一次肋骨，没打石膏，敷了点中药，骨头自己长好了。他想，是个提醒，不服老不行。以后踢球得悠着点，多传中，少过人，尽量待在自己的区域。让那些五六十岁的“年轻人”去折腾吧，他就意思意思，算了。

给你讲个笑话，他说。他的口头禅是“讲个笑话”。这一辈子，碰到的笑话比较多。

侬晓得，当初我回到上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是户口。他哈哈大笑。人跑回来了，户口还在宣武区——如今多少人梦寐以求、花钱都买不到的北京户口。

没有本市户口，他就进不了厂，上不了班。眼看就满十六岁，不见得在家吃白饭。天无绝人之路，有个上棉十九厂的领导欣赏他的球技，跑去跟舞蹈学校谈，最后付了两万块“培养费”，户口迁回定海桥。在那个年代，两毛钱够买一斤大米，八毛钱一斤猪肉。到底工人阶级大佬倌，等于用两万五千斤猪肉，把他换了回来。

他知恩，从此死心塌地留在十九棉。一边当钳工，一边在厂队踢球。八一队要他去，安徽省队要他去，空四军要他去，他一口回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任性，忠心，”他猛吸一口烟，像总结自己的一生，“他妈的没好日子过。”

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理解校长那句“一事无成”的意思。并不是讲，离开了舞蹈学校，就做什么都不行；而是说，这种骄傲、不计后果的个性，是要吃苦头的。

许多人为他可惜，觉得他浪费了宝贵的天赋。他本该成为足球明星，或者著名舞蹈家。到头来，干了一辈子工人，直至退休。

甚至于，他为之坚守的工厂已经不在了——十九棉消失在改制的洪流中。工人足球那一页翻过去了。

可是，什么叫浪费？什么才是值得？球场上，他是横刀立马的中后卫；车间里，他是响当当的八级钳工。放下身段，踮起脚尖那一套，他学不来。在我看来，是一个普通人，在变革的年代里，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了平凡有尊严的一生。

晚上，老兄弟来看他。他不喝茶，倒一杯清水，陪老兄弟抽香烟，看足球，聊些陈年旧事。老兄弟指着屏幕上的卡纳瓦罗，对我说，喏，这个人老早踢球蛮像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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