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七十部交响作品汇编成集，以此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献礼，这既是聪明的创意，也是严肃的立意。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通力合作，携手上海音乐学院及业界相关专家教授，以专业品质推出三十张CD唱片《中国交响70年》，汇总1949至2019年间中国作曲家（包括海外华人）的交响乐优秀代表作，示范效应明显，学术价值重大。交响乐，公认是音乐中大型器乐体裁的标志性品种，不仅是作曲家创作功力的集中展现，更是各国音乐家体现各自历史文化和独特民族情怀的重要载体。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东风而滥觞，经萧友梅、黄自、江文也、马思聪、冼星海、贺绿汀等著名前辈协力推动，至新中国成立之时，已在交响曲、交响序曲、交响组曲、协奏曲、交响小品等诸领域有相当积累，为其后的中国交响乐发展奠定基石。

通观所选七十部作品和七十余位作曲家（少数作品为多人合作），这不啻为新中国交响乐的巡礼，从中可见七十年来新中国交响乐一路走来的步履和足迹。当然，一定仍有部分作曲家和代表性作品的遗漏——因有年代、比例、品种、版权、重要性、代表性以及可行性等多方面的考量与取舍。但通过这套唱片集，新中国交响乐的总体成就和大致脉络已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经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清新质朴风格，通过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音乐表达，至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多元、丰富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交响全景大观。这个基本的轮廓其实不仅是新中国交响乐创作发展的存底与印迹，也是新中国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的映照和反射，更是新中国音乐家的情感吐露与心灵记录，因此这里鸣响着的不仅是交响乐的声音，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里能够听到当代中国人所经历的时代轰鸣与生命感应……

例如，新中国初始弥漫在全社会的欣欣向荣与单纯乐观的情志，便清晰反映在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1952）、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1955）、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56）等此时的代表作中。这些作品的音乐语汇往往直接选用中国本土的民歌、舞蹈或戏曲音调，而和声与乐队写作上又参照欧洲19世纪中后叶的“民族乐派”笔法，由此达成“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情趣。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催生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曲，1959）的传奇——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潮与里程碑，它将中国的民间爱情传奇、地道的江南音调与外来的协奏曲样式和交响叙述完美融合，成就了此曲六十年流传不衰的公认地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上半，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发生转向，多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旨，于是诞生了以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1959）、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63）等为代表的大型交响乐作品。显然，这类作品中最成功者当推吕其明的《红旗颂》（1965），它的主题旋律具有磅礴大气而一泻千里的性格，据此这首作品成为党旗的音响符号与代言象征，其感召力迄今不减当年。

而即便在“文革十年”中国交响乐总体陷入停滞的反常与困难时期，依然有交响合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田丰，1970）和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合作，1970）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留存至今——以我的一己之见，《黄河》的豪情与张力，以及它以协奏曲的炫技、亢奋和华美织体重新整合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原作的气魄与创意，既让它成为彼时的时代映照，也帮助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进入改革开放，中国交响乐终于迎来全盛期：开放带来变革，中国融入世界，观念更新，价值多元，技法新潮。收入这部唱片集的交响乐作品，改革开放以后的创作占据三分之二，这确乎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也极大地有利于改善公众与社会对近四十余年中国交响乐新创作并不十分了解的状况。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响乐创作所取得的业绩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但不论演出、宣传、推广、研究与批评都嫌欠缺与不足——正是这个意义上，这部唱片集的编辑出版更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交响乐的历史进程，也有助于音乐界和社会更清晰地认识与评鉴中国交响乐的优秀代表作，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交响乐更迅捷、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具体到近四十余年的交响乐创作，我们看到一幅多元、复杂而令人有些兴奋的图景：几代作曲家同堂，海内外华人齐聚。丁善德、朱践耳、罗忠镕、杜鸣心、郭祖荣等前辈作曲家“老当益壮”，在达到生命高龄时仍新作迭出——其中最突出者为朱践耳，他作为交响乐创作中公认的“中国首席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深刻的文化思考和崭新的音乐语言开创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他的艺术结晶是11部交响曲以及其他类型的一批交响力作。这部唱片集共收入朱践耳四部作品——交响组曲《黔岭素描》（1982）、交响音诗《纳西一奇》（1984）、《第一交响曲》（1986）和《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位居单人收入作品数量榜首。我以为这是公允的抉择，也是对这位已故大师的敬礼。

王西麟、金湘、刘敦南、杨立青、金复载、陆在易、鲍元恺、赵季平等一批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并具备扎实传统写作功力的作曲家，在近四十余年的交响乐创作中，一方面继承较为悦耳而有自然乐感的写作路线，另一方面也适当吸纳现当代的创新音响技法，因而写出了稳健、真挚而富有表现力的诸多优秀作品——如色彩斑斓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敦南，1979），极富现场效果的“民歌主题管弦乐”《炎黄风情》（鲍元恺，1991），真挚感人而笔法细腻的交响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1993），彰显作曲家同时熟稔民间曲调和乐队手法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赵季平，2007），以及出色发挥独奏乐器和乐队性能的大提琴与乐队杰作《木卡姆印象》（杨立青，2011），等等。

“50后”“60后”乃至“70后”的作曲家均属于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学院高等教育的一批“新生代”，他们的交响乐创作也必然携带着这代人鲜明的特定印迹——这代作曲家人数更为庞大，国际视野更为明显，对如何在音乐中体现中国精髓和中国性格也持有更为多样和多元的观念。陈其钢（《蝶恋花》，2001）、陈怡（《动势》，2004）、谭盾（《三个音的交响诗》，2011）、盛宗亮（乐队协奏曲《生肖的故事》，2016）、周龙（《山海经交响曲》，2019）等著名作曲家均活跃在海外但根系中国。而中国当下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如叶小纲（交响组曲《咏·别》，2018）、郭文景（笛子协奏曲《愁空山》和《野火》，1995/2010）、唐建平（笛子协奏曲《飞歌》，2002）、关峡（《第一交响序曲》，2003）、朱世瑞（乐队与唢呐《凤凰涅槃》，2008）、贾达群（交响舞乐《蝶恋传奇》）、陆培（《相和歌》，2013）、温德青（唢呐协奏曲《痕迹之四》，2003）、张千一（《北方森林》，1980）、刘湲（《乐队托卡塔——火车》，1999）、许舒亚（《夕阳·水晶》，1992）叶国辉（《中国序曲》，2007）、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凤》，2010）等均以各自的角度在继续探索和深化交响乐的“中国化”课题。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梁雷、赵麟、周天等更为年轻的名字，衷心祝贺——这是中国交响乐的明天和希望。

一部唱片集，七十年的声音回溯——在交响乐声中丈量和品味新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历程，这既是别样的历史体验，更是独特的音乐经验。值此新中国生日之际，祝中国交响乐之路前程灿烂、前景辉煌！

2019年8月28日改定于书乐斋   

作者：杨燕迪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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