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汇讲堂工作室文学季采编组左京（华师大中文系硕士生）

２０１０年６月，杨扬在《文汇报》发表《杂忆和杂想——关于钱谷融先生》，在文中他写道：“人文学术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博雅。”所谓博，是指知识渊博、胸怀博大和意志超拔；所谓雅，是指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和君子风度。这篇文章是他的业师钱谷融先生９２华诞之际，杨扬对他的学术品德和为人做派的一种总结。杨扬始终记得钱谷融先生所说的，读书人要像个读书人，并将它作为自己做人和治学的座右铭。

童年记忆：在图书馆里成长

与很多同龄人相比，杨扬的童年幸运而快乐。

１９６３年４月，他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临平镇。父亲是当地图书馆的馆长，母亲是文化馆的音乐工作者。小时候恰逢“文革”，父母去干校，他一度放在农村插队落户的舅舅家里。那时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学军。好在父母恢复工作之后，杨扬回到了他们身边。小时候的他，得以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像当时被封存的《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岩》，以及内部发行的《金陵春梦》、《第三帝国兴亡史》和《舒伦堡回忆录》等，他甚至还记得第一次阅读的长篇小说是《渔岛怒潮》，那时他小学三年级。进入初中后，任课老师中，有一些是因为历史问题而从杭州下放下来的。如班主任老师是一位明清文学专家，美术老师是从浙江美院油画系下放来的著名油画家；而英语老师是一位复旦毕业生。这些老师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对学生也是非常爱护。“文革”结束后，他们先后回到高校任教。谈到这些老师，杨扬说，常常让他想到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情景。一些著名的人物，因为政治运动来了，而下放下来，平时，只有在报纸和广播中才出现他们的名字。

童年的快乐时光，不仅培养了杨扬广泛的阅读兴趣，也使他心气平和，善于与周围人和睦相处，连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风格也是如此。

求知求学：在华东师大受训

1981年夏，杨扬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美丽的丽娃河畔，开始了他的十年求知生活。

1980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学氛围浓郁，学生自办的墙报和文学社团，层出不穷。本科生中有赵丽宏、孙颙、王小鹰等著名作家。学校有夏雨诗社、散文社等。杨扬被这种文学氛围所吸引，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之中。大学期间的辅导员徐海鹰老师，是一位78级刚留校的优秀生，他经常邀请高年级学生来开设学术讲座，介绍学术著作。在他的引导下，杨扬的阅读兴趣转向文学研究。1984年，在中文系宋耀良教授的建议下，杨扬组织了学校的“太阳河文学批评社”，聘请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王西彦等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出版评论刊物。1985年教育部推行研究生直升政策，杨扬有幸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首届免试直升研究生。他随黄世瑜教授学习文艺学。很多年后，杨扬还记得导师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选择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既然自己选定了，就要好好做。”杨扬在硕士阶段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当代文艺探索》上的《论文学中的荒诞与怪诞》。

硕士毕业后，杨扬在交通大学文艺系任教。1990年，他考取了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是钱谷融先生。华东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当时的国内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钱谷融先生在1950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但很快遭到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讲师做了38年。但他坚持学术，不受政治风云的影响，后又发表了《＜雷雨＞人物谈》系列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钱先生落实政策，开始招收研究生，他以自己的方式培养研究生。像新时期以来非常活跃的评论家许子东、王晓明、李劼、殷国明、吴俊等，都出自钱谷融门下。杨扬也受到师门学风的影响。回顾博士生生活，杨扬说：“最大的压力，是刚起步时，发不出文章。而且，钱谷融先生给我们两位博士生上课，每周一次，题目让学生自己定。每次，我们两位博士生都为想不出好的选题而焦虑。”在这样高强度的反复训练中，杨扬顺利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荣获上海市优秀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以早年茅盾文艺思想为研究对象，梳理茅盾早期文学观的来龙去脉。该论文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014年，台湾出版“茅盾研究60年书系”，收录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寻寻觅觅：在海外挖掘史料

2005年，杨扬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到哈佛访学一年。这一年是他学术的新起点。

初到哈佛，他像很多研究者一样，拼命吸收美国学术研究的新理论新著作，很多时间都花在图书馆、书店和复印机旁。但渐渐地他感觉这样的“跟随”在学术上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突破。为此，他转向哈佛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他无意中接触到大量与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档案。包括胡适、陈独秀、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贺麟、叶公超、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熊十力、梁思成等，外国学者中，除了白璧德，他发现哈佛哲学系主任霍金，与中国学界、政界交往十分密切，为此，他撰文向国内读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霍金的情况。对于白璧德的档案材料的阅读，促使他重新认识“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他撰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白璧德》，从哈佛学风、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重新探讨“学衡派”的思想来源和正面价值。2010年3月，杨扬受邀参加哈佛举办的“全球化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研讨会，做了主题发言。杨扬在哈佛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几十年来受邀访问学者中，对哈佛档案材料整体挖掘最多的一位学者。

对史料的特殊的敏感，使他能较快找到未刊史料的所在地。2008-2010年，他应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邀请，两次赴台研究。在台期间，他在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阅读了大量国民党1949年携带到台湾的档案，从中挖掘出许多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未刊材料。其中涉及胡适、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茅盾、瞿秋白、闻一多、穆时英、胡风、郭沫若等。依据档案材料，他撰文解答胡适为什么被解除美国大使，周作人为什么在1939年元旦遇刺等历史谜团。

凝视当代文学：评论与学术的平衡

1990年代的批评家俱乐部

当代文学批评，需要才情和发现的眼光。杨扬是目前国内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谈及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他说得益于1990年代上海作协举办的批评家俱乐部。那时作协理论组差不多每月都有一次务虚会议，徐俊西、李子云、王纪人、陈思和、朱立元、陈伯海、徐中玉、钱谷融、郏宗培、郜元宝等老老少少一大帮，挤在东厅会议室闲聊。有关1990年代10部文学作品和10位作家的推选活动，以及由华东师大主办的第一次1990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就是在这些务虚会上议出来的。批评家俱乐部的活动，吸引了杨扬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也打开了他的文学眼界。通过与作家、评论家交朋友，他有很多新的文学感受。他清楚地记得2003年莫言告诉他《檀香刑》创作的情况。莫言说，故事是完全虚构的，根本没有檀香刑这样的酷刑，之所以要虚构这样的酷刑，是想尝试一下文学虚构的表现力。只有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构，才是属于文学的。这些作家朋友的创作心得和创作实践，是杨扬理解和领会文学的思想隧道，从中他收获很多。

为当代文学积累史料

杨扬是用史家的眼光审视当代文学，又以批评家的眼光，打量现代文学。2000年，他与陈思和教授主编了《九十年代批评文选》，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选本，他们以选本的方式，揭示1990年代文学的特征和特点。新世纪以来，杨扬意识到文学格局的变化，2003年，他在《文艺争鸣》、《天津师大学报》两家期刊上开辟“新世纪文学”栏目，推进“新世纪文学”的研讨。与此同时，他希望从文学史的角度，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做一些比较全面的资料积累。2003年，他策划“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时至今日，10多年中出版10多种研究资料，而他主编的《莫言研究资料》（2005），获得了同行的好评。2006年，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索引卷》，这是规模超过百万字的20世纪末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上千万字的材料中，精选了有代表性的材料，归类整理，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通现代与当代界限

杨扬手上好像有两套笔墨，一套是现代文学研究，一套是当代文学批评。但当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相通性和相互启发，在杨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中，似乎更加明显。他是国内学者中，较早注意到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影响关系的。1995年发表论文《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南移说”就此开始。但他不满足于对过去历史的远眺。1990年代，他转到对当代文学的观察上，发表《城市化进程与当代文学审美方式的转变》，最早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提出城市化进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问题。为此，他专门研究了城市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出版《海派文学》。而最用力的一项工作，就是从2000年开始，每年为上海文学写一篇上万字的年度文学报告，在全国开创了文学年度报告的先例。10多年下来，2014年积集出版了《浮光与掠影——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一书。上海是中国当今批评家最集中的地方，但没有一位批评家像他那样，持续10多年，追踪研究上海的当下文学状况。

为文的“同情之理解”

杨扬淡于名利，乐以助人。在编辑圈中，他的信誉度非常高，有求于他的，一般都会得到积极回应。记得莫言获诺贝尔奖时，上海电视台夜间新闻临时电话约请他到场做特邀嘉宾，他二话没说，将家里留有的莫言影像资料一同带到电视台，供他们演播使用。杨扬的文章通达平和，扎扎实实，温润之中有一种绵长的力量。他从不刁钻尖刻地批评别人，甚至是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从不与别人争论。他喜欢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谈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钱谷融先生曾说，文章之道，在于说理，要以理服人，不要拿腔拿调。杨扬深深记住业师的这一教导。他是带着“同情之理解”，广泛吸收新知旧闻。他为哈佛东亚系王德威教授的新作撰写书评，得到作者好评；他评论香港陈国球教授的论著，被作者誉为“真正的书评”。这种深得学人赞许的书评文字，背后深藏着一个读书人的眼光和情怀。

作为读书人，杨扬的藏书在同行中名列前茅。家里和办公室，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书。有一次半夜，堆着的书突然倒下，地动山摇一般，楼下邻居以为出了什么事。杨扬曾写过《聚书的悲喜》一文，讲的是钱谷融先生因为房子要重新装修，无奈之下将全部藏书交收旧货的论斤处理。杨扬为导师一辈子的藏书顷刻之间消散殆尽而难过。而他依然顽强地在不断扩充藏书的地盘，一年抛掷数万元购书。这就是杨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是以自己的行为方式，维护着读书人在今天的身份角色。就像钱谷融先生所说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