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时代“似曾相识”

羊城晚报记者 何 晶 实习生 黄振山

这是一本争议之书，也是一部激愤之书，一部悲悯之书。作家格非将《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并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对《金瓶梅》中诸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考证。也是这些考证让他颇为恍惚，因为“我们可能处在人情世故比《金瓶梅》更糟糕的时代”。

通过小说文本描述历史

羊城晚报：您一直做小说叙事学研究，很好奇您最初打算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格非：在写这部书前，我一直想对中国的古典小说做些研究，这是最重要的前提。小说隐喻着问题，它并不直接描述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而是讲故事的。能否通过小说对社会史、自然史、思想史等各方面进行研究？这部书正是我的一种尝试，通过小说文本对历史进行描述。

除了以上两个出发点，还有一点是，大家都强调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规范化，它有积极性，但文章一旦规范就会显得枯燥，会被规范束缚，那么我们能否回归到中国传统，用比如随笔、诗话、小说例话等比较自由的介入文本的方式来书写？我原打算不用注解，写成完全的随笔，但这并不可行，依然用了不少注解，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目标。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写作对象就是一般读者？

格非：是的，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并非是学术作品而是随笔。我考虑的是让一般的读者都能看懂，明白问题是什么。在西方，通过小说来研究历史的风气逐渐形成，比如通过《鲁滨逊漂流记》来研究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通过《福尔摩斯探案集》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伦敦当时的社会风貌。选择《金瓶梅》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它是部很重要的作品，另一方面，它的笔触里带有很多自然主义的方法，将事物不露痕迹地记录下来，这种叙事方法与《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不同，而且这种自然主义的、注重实景的叙事方法后来就莫名消失了。而《金瓶梅》恰好提供了一个文本，通过小说并结合历史学著作来了解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了解小说和思想史、社会史的互动关系。

羊城晚报：写这本书的工作量应该非常大，涉及很多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在写作前做了多少准备？

格非：我读《金瓶梅》有20多年了，一直保持做记录的习惯，整理成一本很厚的笔记，同时我也阅读很多明代的历史著作。在准备过程中，也遇到了问题，对明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了解是介入文本的前提，但不花10年时间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这是个无底洞，所以我只好将此过程压缩，真正写作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将人无差别地降为众生

羊城晚报：您也在书中提到《金瓶梅》所描写的生活直到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某些问题如今更严重。

格非：作为生活在当代的作者，我会有一定的感慨，也会本能地将当时的社会和当代进行比较。我会震惊，两者如此相像，其中有很多恍惚感和似曾相识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体会，16岁以前我都生活在农村，家乡比较闭塞，我感觉《金瓶梅》中人物的神态、语言在家乡的村民里呈现得非常清楚，我感觉这两个时代几乎一致。每个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都会把自身的经历代入，出现如此的恍惚感是正常的。但我所强调的是，明代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相像，而且都没有消失，这是一种历史转型。有说法认为，从唐宋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转型，而这种转型到今天依然没有完成。

羊城晚报：大众对《金瓶梅》存在很多误读，您认为这些误读主要存在于哪些方面？

格非：最大的误读是从道学立场对《金瓶梅》口诛笔伐，将其归类为“淫书”，包括蒲松龄等明代、清代的名人都认为《金瓶梅》败坏人心，对道德形成危险的挑战，并表示担忧。其次，大众对《金瓶梅》的关注着重于人物命运，是好人还是坏人，人的命运如何，得失如何。但是，《金瓶梅》是超越这些的，它和西方现代小说截然不同，《金瓶梅》对人的看法是将其降为众生，人和动物，人与人之间无差别，这是佛教的核心。佛教强调悲悯和爱人，爱不是对自己子女亲人的爱，而是给予所有人同情和关怀。佛教把人的现实生活判定为虚幻，只有通过涅槃和不断矫正才能找到真实性。《金瓶梅》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方法，它的写作方法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也不是西方通行的文学理论所符合的。很多读者受到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把这种观念套在《金瓶梅》，对《金瓶梅》中很多重要的内容就会视而不见。

还有部分读者对潘金莲等人物的性欲作消费主义的阅读，这更糟糕了，这种境界非常差。另外，很多人对《金瓶梅》的关注不在文本本身，而是文本之外的信息，比如作者是谁，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这些考证很琐碎。《金瓶梅》核心部分在于文本和社会经验的关系，作者想表达什么，通过委婉而复杂的方式呈现的世界是怎样的。事实上，对作者的研究是现代文学的产物，过去并不注重这个概念，很多文本是匿名的，文本才是最重要的。

潘金莲精美且活泼

羊城晚报：您认为今天应该如何看待潘金莲？当代关于潘金莲的文章和影片很多，有不少是为潘金莲翻案的，现今的诸多阐释是否存在问题？

格非：很多人喜欢热闹，翻拍了很多关于潘金莲的乱七八糟的色情电影，这些跟作品本身毫无关系，仅把当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庸俗的演绎，满足消费社会的欲望，这种做法纯属无聊。多数读者对潘金莲的了解是基于《水浒传》的情节，如果读过《金瓶梅》，对潘金莲的认识会更清晰。《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她并非一个简单的淫妇，并非仅仅是一个放荡、轻佻的简单人物，她非常复杂，寄托了作者很多想法。潘金莲在很多方面都很直接，从不掩饰，愿意在现实的沉淀下承担自己的命运。从道德的角度评价，可以说她是坏人，但作为文学形象而言，她是精美的，极其活泼的，她一出场，语言立刻就鲜活了。作者对潘金莲的态度也非常复杂，这种复杂跟佛教无差的悲悯有关。作者对她可能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也跟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论有关。因此潘金莲的形象也是很复杂的，并非用《水浒传》所评判的忠和奸，正义与非正义，道德和不道德，忠贞和淫荡就能够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