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汇讲堂工作室文学季采编组陆红平（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格非曾经在很多场合谈及“失败”，他认为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主将到新世纪推出颇有分量的“江南三部曲”，格非已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格非却把自己定位为在从事“失败者的事业”。

最初走向写作之路，格非是源于交流的障碍，和对自己的怀疑；进入大学之后，格非觉得自己与社会之间的无形障碍更加明显了；而他创作成功的鲜花涌来后，商品化之潮又让他感受到了文学被边缘的失落，“失败者”在这样语境下便是发自内心的感怀了。

然而，“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格非又这样自勉，他说，他的书，是写给失败者看的。从事文学这项事业30年，他始终把文学看做一种邀约，既是面向自己，也是面向读者。

格非承认《春尽江南》中的主人公谭端午有自己的影子，对现实愤怒却无能无力。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或许文学是无用的，是“失败者的事业”。但文学又是有用之极。于是格非对这个世界作出文学的回应。

命运的偶然：木匠到先锋文学代表的距离

1981年，17岁的格非从苏南一个古老县治丹徒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格非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村子里读的，当地的教育条件非常落后。1980第一次参加高考失败后，格非的母亲决意让他学木匠。然而就在此时，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格非日后的命运。镇上的教师在落榜生中挑中格非，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帮助他去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去复读。

来到县上复读的格非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学习很努力。期中考试的时候从最后一名变成了全年级第十五名，没过多久，就稳定在了第一名。但格非在高考之前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教导主任一直照顾他，第二天病中的格非勉强去考了试。没抱多少希望的他在填志愿时，填了“华东师范大学”。没想到，以高分被录取了。

小学时村里偶然来的大学生老师，教学生写诗，或许是格非最初的文学启蒙者。“我的命运在不断地被改变，而且这些改变确实都是外力。”对于这些帮助他的人，格非心存感激，命运的不断改变也让格非看到了生活中的偶然性。这无疑影响了格非的小说创作。格非小说中一直体现出浓厚的宿命感，神秘色彩，如《迷舟》，《欲望的旗帜》甚至到最近的《隐身衣》。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兴盛时期，西方各种现代创作方法、文艺理论纷纷传入中国。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文艺氛围也很浓郁。格非回忆说学校的文史楼楼道里贴满了海报，自己写好了就贴出来，走廊里边每天都站满了人在读这些作品。“那个时候风气非常的好。”在这种环境下，敏感的格非开始拿起笔写作。但格非开始写出的作品是中规中矩的，直到1985年，在回沪的火车上，灵光乍现、一气呵成的他写出了《追忆乌攸先生》，随后发表在《中国》刊物。“我觉得《追忆乌攸先生》就是开了一个窗口，我跟过去完全告别了。”后来格非的创作就顺利多了，基本没被退过稿，第二篇小说《迷舟》顺利发表在《收获》上。

此时格非的创作集中于中篇小说，受西方小说影响很大，受益于博尔赫斯、卡夫卡等西方大家，注重形式技巧。因其叙事的神秘，故事中存在的大量“空缺”，格非和马原、余华等被称为当时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格非和其他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向传统的审美经验和文学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

1996年，格非写出《欲望的旗帜》，把眼光投向了大学里的各种知识分子，描述了社会整体性价值伦理崩坍之后，困扰着人们的种种欲望以及这欲望的变体。而在这之后，他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写小说。

十年沉寂：社会转型，文学该往何处去？

这歇笔的十年正值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开明了，文学却衰落了。大部分人忙着做生意赚钱，很少有人再有热情读小说。很多作家下海经商，或者转向市场投合市场的趣味。金钱成了人成功的标准，从事文学的人被看做是失败的。对此格非产生了困惑，没有了写作的激情，感觉对当时社会发生的变化一时想不明白。小说写出来还有人看吗？敏感的格非对此没有信心，仿佛成了中外文学长廊中社会转型期间的“局外人”，有时候甚至想放弃小说。

此时，格非更钟情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硕士毕业后留在华师大教书，2000年调到清华大学。格非喜欢校园的环境，也喜欢给学生上课。但在给学生们上课时，他发现和学生的隔阂。有一次格非在课上讲到《透明的红萝卜》中动人的爱情，可是学生不理解。甚至经常有年轻人人问他如何才能写出畅销书。对此，格非很无奈。

“社会变化了，你当然受到冷落了，你可以趁这个时候调整自己。”

那段时间里，格非对前途、对社会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绝望。导师对他说，个人改变不了社会，但你作为老师可以影响你的学生和你的家人，这样社会慢慢就会变好。一次格非跟学者汪晖聊天，汪晖说了一句话对格非是很大的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人写作遇到困难，我认为是正常的，整天在瞎写的人才是不正常的，没有困惑的人才是不正常的。”汪晖的这席话，让格非觉得心里很踏实。

此时，阅读是格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期间，格非发现读西方小说不如读中国小说那么贴近那么有感觉了，“一下觉得自己特别喜欢读中国的东西，包括小说和一些基本的历史文献。”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格非觉得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要重新认真的研究。于是10年沉寂期，格非没写小说，但写出了《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有关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型著作。

一方面是纯文学的边缘化，一方面是文学消费的扩大化，作家对文学的现状感到忧心，电影动漫电视抢占文学读者，文学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了。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怎么办？格非阅读思考中国传统文学、文化、思想史，他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来看待我们现在的文化背景。

使命感更强：知识分子写作的现实承担

“重新拿起笔来，意味着我阶段性地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社会发生太多变化，不是一时可以想清楚的，格非觉得从使命感来说，他必须把文学这项“失败的事业”继续下去。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文学可能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文学对自己，对潜在的读者都是一种召唤和揭示。

格非认为文学在中国古代本就是作家以业余状态写出来的，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当今社会文学要承担自己的功能，应该抛弃功利，以业余状态写作。文学本来是给一些社会上所不认可的、甚至是一些倒霉的穷途末路的人提供安慰的，是失败者的事业，写失败者，也是写给失败者看的。

于是，我们在十年的等待中，看到格非带着他的“江南三部曲”归来。

从先锋到现实。“江南三部曲”历时十多年写成，书写了20世纪以来整个的中国现代历史，其中包括了革命史，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也包括了眼下这个时代的全部信息。以乌托邦的寻找、建立、破灭为核心，格非对历史、革命、时代做了深入思考。同时，江南这一符号所积累的东方式的典型的美感经验，由于现代社会的建立，而归于毁灭。这是是中国人眼下最大的悲剧，而在这个大悲剧下，又包含了个人的精神悲剧。我们看到格非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形式探索转到现实的深切关怀。

三部曲中，几乎每个人都是失败者。《人面桃花》中张季元想要建立大同社会的失败，花家舍的最后失败，主人公陆秀米一生都在追求，最后禁语，《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作为县委书记的失败，《春尽江南》中谭功达作为理想主义者，在急剧变化社会中无所适从。格非在此基础上另辟一条通往人的心灵空间的通途。把眼光投向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历史的变迁，反思当下的时代问题，人的欲望和迷惘。

从先锋到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格非从十几年前的先锋到传统的回归，小说在大局与细部的构造上，确立了新的叙事美学，尤其《人面桃花》古典、优雅和精致的语言，以及弥漫着的书卷气。努力地追寻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格非仍然没有放弃对现代主义的探索，格非在三部曲中把先锋技巧的运用和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或者说是先锋向内转更准确些。

格非没有放弃文学这项失败者的事业。格非认为自己过去更多思考的是题材、方法、形式和文体。现在想的比较多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格非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太功利了，必须要有反思，如果连梦都没有了，其实挺可怕。”格非无疑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感时伤世”的传统。他不但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甚至也完整地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

手艺人的心态：从精英到大众

2012年，三部曲之后，格非出了中篇小说《隐身衣》，小说主人公崔师傅是一位“城市手艺人”，以制作小众的发烧音乐器材为生，生活潦倒难堪。“音乐”是小说的必要元素。格非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发烧友，他说，他对音乐的崇拜远大于对文学的崇拜。对于这些失败者，“卑微”就是隐身衣，那么“音乐”就是这些音响师们以主动方式披上的隐身衣。这也是描述一个失败者、社会边缘人的故事。

它与《春尽江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用完美的音乐手段，描述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全书弥漫着荒凉、坚硬、冷漠、黑暗的气息，同时也始终有一个副旋律——温暖的安慰，人的顽强不息。“声有哀乐，世事无解”，格非在继三部曲后，继续“描写现实、超越现实”对社会普通人群给予关注和抚慰。

2014年8月，格非出版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一书。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考察，为读者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赞叹中国的人情之美。与以前的先锋写作不同，这本书向对普通读者发出邀请。以《金瓶梅》对众生欲望的揭示和对众生的悲悯，联想到如今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处境。

格非是作家、学者、教师，但他把自己看做普通人。他认为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人，这些人其实身上都有光辉，他们有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失败，其实都应该是文学要表现的。以前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给精英读者看的。而这本关于《金瓶梅》的书是格非写给普通大众看的。

“一个作家写作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有话要讲。他看到了某些东西很重要，他觉得要讲出来，有一种使命感。我对作家使命感的思考比过去要丰富得多。”《隐身衣》囊获了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格非并不在乎，他认为作家应该有一个手艺人的心态，要有长远眼光，好的小说，应该是和未来对话的。

格非欣赏鲁迅对待虚无的态度，一方面是对虚无的接受，一方面是对抗虚无的勇气。他欣赏鲁迅在《热风》中所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和鲁迅一样，格非不太愿意给读者勾勒一个廉价的理想蓝图，他了解自己的局限，并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格非以自己的担当承受起文学这项“失败者”的事业，同时也体验“写作使我处在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