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克: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
——评奈斯比特夫妇与福山的中国论
推进民主政治与提升国家能力,是困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两个吊诡性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强国家传统的后全能主义转型国家来说,这一吊诡性尤为显著。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软经济、硬政治”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经济腾飞,百年中国的富强之梦离我们已不再遥远。
然而,中国仍然面临政治发展的挑战。在转型中国,造就高增长经济奇迹的大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利维坦”,既引来国家主义者对“中国模式”的喝彩,也遭到自由民主派对其威权政治的批判。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日益分化,自由派对“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吁求与国家主义者对“国家能力”的呼唤此起彼伏。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大背景下,近来鼓吹大众民主的新左派和崇尚精英政治的新右派合流,转而投入国家主义的怀抱。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同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冲突有关。思潮的流变,实为转型中国后发展政治之困境的思想表徵。
晚近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夫妇(奈斯比特夫人为德国人)和福山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凸显了中国的变革对于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后发展政治的重要意义。
一 政治学与国家学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的政治发展理论将政府权能与民主政治归为政治发展的两大指标。他指出:“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国家发展与民主化,亦即政治权力的整合与分化。现代政治学以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为蓝本,其以国家权力与民主为政治发展的两大标的。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和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分别以国家权力和宪政体制为主题,美国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亦分别以国家建构与共和民主为目标。现代国家之功能发达的“利维坦”,必须处于人民的控制之下。
现代政治学代表了源于启蒙运动和西方经验的主流政治学说。十九世纪兴起于德意志的国家学,则是一种与启蒙运动的政治学相对立的政治理论,它以黑格尔(GeorgW.F.Hegel)的国家学说为代表。黑格尔继承了霍布斯的“利维坦”并将其神圣化,但摒弃了其自然法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世俗政治元素,从而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国家神话。国家学作为一种后发展政治理论,表徵非西方的发展型国家的滥觞。美国历史学家康明斯(BruceCumings)指出:“坦率地说,在工业化的竞赛中,公民社会的价值何在?由于德国人创立国家学(与“政治学”相对)领域并不是为了解决工业化时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十九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或者更重要的是解决赶超英国的问题,简言之,这就是后发展的政治理论,将困扰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意志、民主代议制、公与私或国家与公民社会的问题拖延到了遥远的未来。”国家学异于政治学之处,在于它只关注国家发展问题,而没有涉及自由与民主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指出:十八世纪欧洲发生了“双元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现代文明的诞生实拜双元革命之赐。其实英国早在十七世纪便已经历了促发宪政转型的“光荣革命”,而后起的德国只有一元革命。在十九世纪,外寇凭陵、分崩离析和积贫积弱的德国,外交危机远甚于内政危机。由于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孱弱,德国内部政治革命的压力远不及西欧工业化的经济压力。国家建构由此压倒一切成为德国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而国家学则成为一种与西欧启蒙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发展政治理论。
黑格尔国家学说表徵启蒙运动以后欧洲思想的重要转折。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tate)中指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是两大思想潮流的分水岭。它标志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折。它处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分界线上。”政治学与国家学的对立,不仅意味启蒙与反启蒙的价值冲突,而且表徵盎格鲁模式与普鲁士模式的历史歧路。德国的发展循国家主义路线,由“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以富国强兵之国策而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以威权国家强力推动工业化,使德国由弱变强,后来居上,迅速赶超英法而强势崛起。但另一方面,国家学之延滞自由民主的跛脚发展模式,最终使片面追求富强的德国陷入了毁灭性的极权主义泥沼。
毋庸置疑,普鲁士模式显示了独裁政治之于工业化的巨大优势。独裁政治对于非西方民族的诱惑,尤在其快速现代化的高效率。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华特金斯(Frederick M.Watkins)所指出:
将经济、社会决策置于民主选民意志下的政治体系,很难和快速现代化结合。在西方工业化的早期,西方国家人民的参政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少数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精英份子,才能在不考虑社群中其他人的欲望的情况下,引进他们的改革。当代俄国与其他工业落后国家的独裁精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也与此十分相近。历史已经证明独裁政治,不论是早期的殖民主义或近代的极权主义形式,是把西方科技移植给非欧民族最有效的方法。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工业近代化的压力或许会逼使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继续成为主要的政府形式。
华特金斯的观点极富历史洞见,揭示了独裁政治与后发展政治的亲和性,以及民主与效率的悖论。由此可见国家学之于寻求富强的非西方民族的巨大诱惑力。严复一语破的:同为岛国的日本之所以不学英国而学德国,原因在于其学英国则难以富强。
二 民主与效率之悖论
现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对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的矛盾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他发现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存在深刻的悖论:民权的伸张往往以限制政府权力和削弱政府能力为代价。因而,民权发达的欧美国家,政府能力往往比较低下;而反民主的威权国家,则往往具有强大的政府能力,如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全能政府(用孙自己的术语则是“万能政府”)7。易言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权力分立制衡影响了其政府决策的效率,而威权国家则拥有比民主国家之有限政府更强大的全能政府。不过,威权政府虽具有决策效率高的优势,却毕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现代潮流。此即民主的小政府与专制的大政府的悖论。显然,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代政治问题: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的悖论,这成为困扰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
关于国家能力问题,英国学者曼(MichaelMann)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权力;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渗透市民社会而在其统治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的强弱状况,曼归纳出国家的四种理想类型:(1)专制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2)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古代帝国;(3)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官僚制国家;(4)专制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均强型,即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8。曼提出的国家谱系证实了孙中山的观察——孙将德国式集权国家视为比西方民主国家具有更强大政府能力的国家。
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是超越西方,建设一个“民主的万能政府”,即强民主与强政府统一的新型民主政治。对于民主政治和政府能力的悖论,孙的解决之道是“权能分开”,即人民主权和政府能力的分立。“权能分开”旨在以增强民权来提高政府效能。民主政治对政府权力的过度制衡,源于人民对政府权力的忧虑恐惧;而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疑惧,则来自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即人民主权与政府治权之间的失衡。因而,提高公民的民主权力,可以消除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并由此化解权力过度制衡的问题。在人民的有效监督下,政府施政实行专家治国,以增强政府的行政效能。“权能分开”,可使人民主权与政府治权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孙中山的“民主的万能政府”构想,旨在以德国的国家学补充西方的政治学,追求民主与权威的平衡,以强民主与强政府的新型民主超越弱民主与弱政府的议会民主。这种“权”与“能”的平行发展,正是阿尔蒙德所谓政治发展之国家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两大目标。孙中山民主理论的远见卓识,深刻地预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和走向。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强国家传统。晚清以降,当一个专制传统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帝国被西方文明卷入现代化的大潮之时,由于市民社会的阙如,其内部民主化的政治压力远弱于外部列强的武力与工业化的军事经济压力,因而帝国走向新专制主义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民主化的可能性。这也是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不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这种强国家传统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优势,也是制约其政治发展的困境所在。
当代中国处于后全能主义体制转型的历史钜变之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转轨,经济出现腾飞。然而,政治如何发展仍然是转型中国面临的一大艰钜课题。晚清以降,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军事经济压力,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其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府,既与中华帝国之强国家的秦汉模式一脉相承,亦为百年中国现代化之富强诉求的制度回应,强国家是后发展中国实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在改革时代,中国实施“国家为体,市场为用”的经济改革方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形成了半计划、半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奇特的“秦始皇—马克思—斯密”模式,西方对此有“共产资本主义”或“市场列宁主义”的古怪冠名。中国后全能主义的大政府与市场经济奇妙结合的“市场利维坦”,取得了举世惊叹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2008年欧美金融风暴的爆发伴随“中国模式”的崛起。西方经济的暗淡与中国经济的辉煌,可谓冰火两重天。中国在金融风暴的哀鸿遍野中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繁荣的奇?凸显了中国威权政治的大政府利用和管控市场的超强能力,“中国模式”也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新文明榜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极权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资本主义深陷经济危机,西方民主小政府的无能与俄德专制大政府的效率相映成趣,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在危机中空前尖锐地凸显出来。
2008年以来西方面临的中国的挑战,正如其1930年代所面临的苏德的挑战。然而,在“中国奇迹”的风光背后,难掩“中国模式”的深刻困境。一方面,中国的国家主导型计划市场混合的转轨经济,日渐显现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不可避免地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和环境危机为代价。另一方面,与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民主政治建设仍任重道远。
在新世纪,中国仍面临“中山问题”。转型中国超级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模式”论者抵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武器。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公共财政汲取能力、政治合法化能力、维持政治稳定能力。前二种为国家的经济能力,后二种则为国家的政治能力。中国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国家市场经济”承袭计划经济之遗产,仍保持了大政府控制经济的强大能力;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更是比计划经济时代更为急剧扩张,财政税收连年呈远高于GDP增速的爆炸式增长。相比较,由于政治改革的迟滞,中国国家的政治能力则远逊于其经济能力。中国后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洞乏力和社会控制机制的捉襟见肘,表明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和维持政治稳定能力,正面临转型社会的严峻挑战。
三 奈斯比特夫妇论“中国模式”
以《大趋势》(Megatrends)一书闻名遐迩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是“中国模式”的忠实拥趸。2009年,约翰与其妻子多丽丝出版了《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盛赞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成就。他们预言,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使奈斯比特夫妇确信“中国模式”的不凡价值,他们预言:一个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像的市场经济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他们相信,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集权式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其决策的高度效率:“中国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使之专注于经济建设——它不会被四五年一次的选举所打断,不会受到不同政见、不同目标和不同解决方案的干扰。”
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式民主”也高度赞赏。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正在形成一种“纵向民主”。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个贫穷农民反叛人民公社体制的包产到户行动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的政策,是中国“纵向民主”的成功范例。这种“纵向民主”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西方以选举为执政之合法性基础,中国则以政绩为执政之合法性基础。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种“纵向民主”是领导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而实现现代化的最佳制度,如果中国采行西方的“横向民主”体制,那么大量精力就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上。中国的“纵向民主”对西方民主提出了挑战。
2009年春,奈斯比特夫妇在访问台湾期间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他们指出,未来十年将是中美竞争的时代。世界竞赛规则已经改变,西方过去的财富主要是通过殖民和剥削而来,现在则要取决于国家竞争力。多丽丝以公司为喻强调,美国有一个执行长,却有两个董事会,而且一直在千方百计互相证明对方是错的;欧盟没有执行长,却有二十七个董事会,而且每个董事各怀心思;而中国只有一个执行长,一个董事会,一旦拍板定案就贯彻执行bn。质言之,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来自其政府决策的高效率。
艳羡中国式大政府之高效率和怀疑西方民主之低效率的西方学人,当然不止奈斯比特夫妇。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白纸黑字地写道,中国有90%的潜在利益来自独裁统治的二流政治制度;但美国的潜在利益只有50%来自其一流的政治制度。美国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其应从民主体制所获得的。
弗里德曼甚至忽发奇想: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在这一天,美国可以制订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克服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这一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
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其所持仍为国家学的观点:赞扬中国后全能体制强大的决策效率与动员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超级“国家竞争力”。然而,他们所谓中国另类的“纵向民主”,以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冒生命危险的包产到户行动为“自下而上参与”的范例,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这种由底层倒逼的上层经济改革丝毫不具有民主参与的制度性意义(且不论其具有多大的偶然性)。这种所谓“纵向民主”,充其量亦未脱毛泽东时代“民主集中制”之威权民主的窠臼。此外,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模式”之“新体制”的赞美,并没有看到其负面的严重弊端和深刻危机。其中国论更多来源于浮光掠影的观察,而难免成为隔靴搔痒之论。
论及“纵向民主”,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权力下移的“纵向”过程:即权力从国王、贵族、资产者到平民的渐次开放,“还权于民”。民主亦即政府自上而下地因应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而开放权力,形成公民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因而,民主化的路径必然是“纵向”的。而人民选举统治者的代议制民主,倒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和自上而下的“统治”相结合的制度化的“纵向民主”。西方民主并不是甚么“横向民主”,政府权力内部“横向”的分立制衡是宪政,而非民主,民主必然意味人民与统治者“纵向”的权力关系。因而现代民主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横向”或“纵向”。
四 福山的中国政治论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著名,1989年他在柏林围墙倒塌后即预言,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制度将终结人类制度的历史选择。福山的论点曾引发了诸多争议。
2011年,福山在其新着《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初民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建构了一套关于政治秩序演进的新解释框架,他追溯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由部落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从中归纳良好政治秩序的关键要素及其历史演变。福山指出,良好政治秩序必须具备三大关键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政府。在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中,三种制度元素结合成稳定的平衡状态。
在福山看来,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十一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革命和十七世纪英国的宪制改革,分别表徵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和问责政府的兴起。人类历史上首个集三种政治秩序要素之大成的国家,是十七世纪经历内战后的英国,其后是荷兰、丹麦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福山强调,国家、法治和问责政府三要素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没有一个强大的早期国家,就不会有法治和关于合法财产权的广泛观念;没有强有力的法治和合法财产权,国会决不会有动力聚集起来对英国君主问责;而没有问责原则,英国也不可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个伟大的强权而崛起。
福山认为中国早在秦朝就已确立现代国家的形态,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虽然拥有源远流长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但仍缺乏法治和问责制度。对于福山来说,现代国家是一个有法治和民主规约的强大的“利维坦”,即国家、法治、民主三足鼎立的政治秩序。这种良性政治秩序是国家和公民社会并行不悖的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法治与问责政府表徵着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中国政治由于国家这一支柱发展得过于早熟,以至于法治和民主两个支柱无法正常成长。而且当代中国政治仍未摆脱秦汉传统的国家独大模式。
福山这一雄心勃勃的政治秩序理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它不同于其“历史终结论”的西方中心论取向,而是将现代政治秩序的演进追溯自古老的中国文明,将秦帝国创立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归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这种“强大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欧洲要晚至十八世纪才出现。但福山同时指出,法治与民主则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没有古代以色列、希腊、罗马和印度那种制约主权者之权力的法治传统,这和中国法律缺乏宗教基础而依附于皇权有关。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亦付之阙如,儒家虽不乏统治者对人民承担道德责任的意识,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将这种责任制度化的问责政治。福山将政治发展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建构、法治、民主,他在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之国家发展与民主化两大标准外,又增加了“法治”之维度。
近年来,福山颇为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对其“历史终结论”进行了理论修正,但他的基本观点仍未有改变。2009年,福山在接受日本关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演讲以“中国世纪”为题,他指出: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推进现代化并且成功的例子都集中在东亚,如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它们在历史上都受过中华文明的影响。比较东亚和印度式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式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他认为权威主义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层即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当代中国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贪污、环境破坏、财产权等,现行政治制度无法妥善解决。中国给整个东亚创造了强大而有能力的现代性统治机构,这是支撑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但是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而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中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依然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若保持经济成长,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市民社会的成熟,将会形成要求民主化的压力。
2011年夏,福山在访台演讲中以东亚民主发展为主题,指出东亚民主发展的弱点在于社会欠缺制衡力,不具有问责政治的传统;欧美则是制衡太多甚至过度制衡,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福山也以公司治理来比喻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指出:中国政府由上而下,层层控管,显示威权政府推动政策的高效率;至于西方政治过多的制衡虽使决策受限,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的价值。因为通过民主程序,决策速度虽缓,但通常能做出最好的决定。福山观点的最新例证是中国的高速铁路:高铁的高速发展和腐败及出轨事件,表徵着中国全能政治的效率与缺失。
福山与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观察,代表了西方两种不同的中国观。奈斯比特夫妇从政府效能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赞扬中国威权政治之决策的高效率,并批评欧美民主政治之决策的低效率。福山则更平衡地比较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劣,同时注意到中国政府之决策高效率的长处和法治及问责政治不足的缺陷。而且,他的中国观察立基于其政治秩序理论,既肯定古代中华帝国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高度的治理成就,亦看到了中国政治止于秦帝国政制的辉煌而未发展出法治和民主的历史缺陷。显然,福山的观点更为深刻,且更具历史感。与奈斯比特夫妇关于中国大趋势是创造一种非西方的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乐观预言不同,福山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之难以为继和集权政治体制之治理失灵的双重挑战。
奈氏夫妇和福山关于欧美民主政治与中国后全能政治之利弊得失的观察,证明了孙中山民权主义理论的远见卓识。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山先生已深刻地预见了民主政治与政府效能两难的挑战课题,他主张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德国威权政府取长补短,为中国政治发展构想了一个“民主的万能政府”方案。
福山的政治秩序范式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孙的“权能分开”理论,旨在寻求人民主权和政府效能的分立平衡。在他构想的四项人民权中,选举权、罢免权属于对统治者的问责机制,而创制权、复决权则属于法治制度。孙所设想的“民主的万能政府”,基本上包涵了福山的现代良性政治秩序之国家、法治和问责政府三大要素,以及阿尔蒙德关于政治发展之政府能力和民主参与两大标准。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要因应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因而离不开一个高效强大的政府。然而,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如果缺乏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配合,政治秩序终究不可能长治久安。这也是德国、日本和苏俄极权主义的历史教训,它们都曾是以威权政治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后起之秀。政治权力是一柄必要但又危险的双刃剑,而民主和分权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因而,对于政治发展而言,“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两大目标,不可偏废。
五 结语:从国家学走向政治学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治转型。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导致了经济腾飞,强国崛起,但它实质上主要是一场经济领域的跛脚改革。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国家能力,迟滞的政治改革则延宕了民主化的进程,而转轨中崛起的超强国家又反过来强化了威权政治。中国经济改革所形成的“软经济、硬政治”模式,仍未脱国家学的全能主义窠臼,这种跛脚发展模式并没有为中国带来长治久安。中国改革以国家学融合经济学而导致的“中国奇?”,仍绕不过政治学的大关。中国超强国家能力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民主转型问题。
转型中国仍面临“中山问题”:
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的高效能政府?如何发展出与后全能主义的强政府相匹配的民主政治?这正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课题。作为一个东亚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既追求民主政治的理想,又尤为关注国家能力问题,这正是后发展政治的关键问题。孙的高明,在于其主张融合西方民主政治与德国威权政治之长处,以共和主义的公民参与补充自由民主政治,并以国家主义的行政效率强化民主国家的政府效能。他追求的“民主的万能政府”,集世界政治文明之大成,切中政治发展之民主参与和政府能力两大目标,为我们回应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挑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的“民主的万能政府”,即福山理想中的“小而强的国家”,其特点是国家权力的弱化和国家能力的强化,亦即曼所谓“弱化国家的专制权力”和“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中国具有悠久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秦始皇传统,革命后兴起的全能体制,经改革时代国家与市场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市场利维坦”,迎来了二十一世纪大国崛起的民族复兴。然而,在中国政治中,一脉相承的强国家传统,抑制了制衡权力的法治和问责政治的发展。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建设基于法治和问责政治的现代国家。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与民主的双元发展。一个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利维坦”,才具有强大而恒久的文明竞争力。中国的现代政治,既需要一个万能的孙悟空,又需给齐天大圣戴上紧箍咒。如果说强大国家犹如列车的引擎,那么制约权力的法治与民主问责制度则如列车的制动。中国列车只有解决了制动问题,才能高速而安全地驶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