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进化论为陈独秀启蒙主义的价值内核。陈独秀融“革命”与“进化”于一体的革命进化论,不同于晚清维新派的渐进进化论。在陈的启蒙思想中,其反传统主义、文学革命论、反宗教观、唯科学主义、世界主义及社会主义,无不以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一以贯之。革命进化论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提供了价值合法性,它不仅是陈独秀激进主义之“现代/传统”两极逻辑的价值预设,而且为他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之门。

 

关键词:进化论/革命/陈独秀/启蒙

 

进化论是中国现代思潮的公分母。20世纪初,进化论与革命思潮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激进的革命进化论。在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即建基于革命进化论。这种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和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　进化与革命

 

自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进化论风行中土,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思潮。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阐述社会发展原理,以唤起国人“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改革意识。他在《原强》中指出:达尔文著《物种起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达氏之学,影响超过牛顿的学说。其要旨为“物竞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①

 

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理论,其科学史和思想史之革命性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变动的、进化的新宇宙观。进化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物界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渐次发展的进化过程,而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是生存竞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将自由竞争归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严复以进化论为中国变革图强的思想武器,他倡言的斯宾塞“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唤醒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改革意识,成为晚清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潮。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这样描述进化论在20世纪初中国的巨大影响:“《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 ‘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②胡适之名,即为进化论的产物。

 

戊戌以后,随着革命思潮的蓬勃兴起,革命观念逐渐融入进化观念,使进化论产生了新的义涵。革命是一种打断历史进程而带来全新性质的变动。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言: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创新性、开端和暴力这一切因素,都与革命概念息息相关。③

 

①严复:《原强》,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第18页。

 

②《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 1986年,第46页。

 

③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年,第12、35页。根据陈建华的研究,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形成,经历了革命一词在汉、日、英三语之间复杂的翻译互动过程。“革命”作为一种本土语汇,其在20世纪初的复活,借助于日语的翻译和西化的洗礼。“革命”一词,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的古义包括四季循环、改朝换代、天意人心。英语revolution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16世纪后, revolt (叛

 

乱)一词与revolution词义趋近, revolution由此衍生出政治含义。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进而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种模式的革命之义。①

 

儒家革命理念传入日本后,由于其和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相抵牾,其“汤武革命”的王朝易姓之含义被摈弃和改造。明治时代,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取幕末“革命”一语中尊王改革的“变革”、“维新”之义,因而“明治维新”与“明治革命”成为同义词。这种含有西方和日本现代性意义的革命观念,经梁启超的译介和传播,复兴和激活了中国古老的革命观念。

 

尽管梁启超小心翼翼地避开“革命”之改朝换代的古义,而取西方和日本革命的“变革”、历史进化之义,使“革命”获得了世界革命的现代性;但“革命”的现代化毕竟难以撇清其与“汤武革命”之古义和法国革命之新义的纠葛。中国古典“革命”观念与西方现代“革命”观念的融会,产生了“革命”的古词新义——— “汤武革命”之暴力颠覆式的改朝换代和英法革命之历史进步的变革。而梁所倡言的文学革新的“诗界革命”,则使“革命”的变革之新义越出了其原始词义的政治领域。梁将西方和日本式revolution的变革之义引入“革命”,使古老的革命概念产生了两大变化:其一,在时间上,革命由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转变为文明进步的历史变革;其二,在空间上,革命由政治领域的权力更替而扩展至其他社会文化领域(如“诗界革命”)的变革维新。

 

在梁启超经由日人从revolution转译而来的西方化的“革命”概念中,已融入了进化论之义。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不仅标题中“进化论革命者”赫然并列,而且梁还称达尔文学说“为科学界哲学界起大革命者”。②诚如陈建华所言:梁几乎把“进化”、“淘汰”、 “变革”、“革命”视为同义语,此为构成现代“革命”观念演变的关键。③

 

梁启超以进化论诠释革命,并且分“革”为渐进的“改革”(reform)和激进的“变革”(rev-olution),他强调:“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有“天然淘汰”和“人事淘汰”两种,天然淘汰即不适于外部环境而衰亡。而人事淘汰则为变不适为适以自存。“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变革,但改革焉可矣。”④革命为进化之公例,人事淘汰即革命或改革,亦即进化之人为努力。

 

对于梁启超来说,“革命”为进化之公例,它包括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变革。他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⑤因而日本有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产业革命。今日中国新知识界,则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

 

20世纪初,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革命的世纪。在清末革命派那里,革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公理。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⑥

 

在邹容的革命论中,“革命”已完全与“进化”融为一体,“革命”成为生存竞争、由野蛮而

 

①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7页。

 

②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 1902年9月。

 

③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16页。

 

④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 1902年12月。

 

⑤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 1902年12月。

 

⑥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182页。

 

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1688年的英国革命、1775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即世界顺乎天而应乎人、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邹热烈呼唤革命:“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①邹区分了“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批评中国历史上陈胜、王莽、曹操、成吉思汗等无数“野蛮之革命”,而呼唤在中国实行西方式自由平等的“文明之革命”。“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②“进化”与“革命”的融合,表征着20世纪初中国日趋激进的思想氛围,以及中国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梯度式反应”。

 

二　陈独秀的革命进化论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进化论的激进化表现为从种群竞争到新旧对立、从进化到进步主义、从演化到革命的演变。进化evolution与革命revolution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激进的革命进化论。

 

在五四时期,这种革命进化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和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即建基于革命进化论。陈独秀是进化论的热烈信奉者,他将进化论与人权说、社会主义视为最足以改变传统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的近代文明三大特征。他指出:“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

 

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③陈将进化论归功于法国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视为法国科学家拉马克进化理论之发展。

 

陈独秀承袭了严复阐扬的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将抵抗力归为进化之关键。他强调:“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枭杰,亦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④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即取生命进化的新陈代谢之义。在创刊号卷首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开宗明义,以青年为喻,以进化论阐释生命和社会的演化趋势:“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亡;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⑤

 

在陈独秀看来,进化是宇宙之法则,亦为人类生存之法则。“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⑥“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⑦

 

与严复、梁启超一样,陈独秀亦以进化论为民族复兴的改革哲学。在他看来,进化的要义为新陈代谢,优胜劣败,日新求进。新者优胜,旧者劣败。变则兴,不变则亡。变革而进化,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革命的时间性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与过去断裂而开启未来的进步过程。诚如阿伦特所言:革命这一现代概念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道的故事将要展开。⑧陈独秀的进化论含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进步主义倾向。他相信,进化不仅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进步过程,而且这一进步过程具有连续性。人类社会每一世纪、甚至每一年都在进步。在辞旧迎新的1916年元旦,陈满怀希望地寄语新年:“世界

 

①邹容:《革命军》,第184页。

 

②邹容:《革命军》,第184—185页。

 

③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卷1号。

 

④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

 

⑤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⑥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⑦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⑧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17页。

 

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假令二十世纪之文明,不加于十九世纪,则吾人二十世纪之生存为无价值,二十世纪之历史为空白;假令千九百十六年之文明,一仍千九百十五年之旧,而无所更张,则吾人千九百十六年之生存为赘疣,千九百十六年之历史为重出。”陈以元旦为新纪元之革命的隐喻,他号召青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①陈这种强烈的进步主义信念和急切求新求变的进化意识,表现了一种危机中强烈的变革诉求。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追求现代价值的文化革命,它以伦理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而著称于世。对于陈独秀来说,革命是进化的动力,革命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引擎。“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②在陈看来,“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③。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陈不仅期待中国政治革命的完成,而且期待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革命。

 

陈独秀的进化论是一种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在他那里,新陈代谢的“进化”和革故更新的“革命”已合二为一,二者只是“进步”之历史进程与人为行动的不同层面而已。除旧布新的急进“革命”,是历史“进化”之最完美的形式。这种不同于晚清维新派之渐进进化论的革命进化论,成为陈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

 

三　进化论与启蒙激进主义

 

新文化运动以激烈反孔的伦理革命和反传统主义而著称于世,它表征着中国走出“轴心文明”之近代文化转型时代的高峰。晚清的激进主义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无论是维新派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谭嗣同具有民主意识的《仁学》,还是革命派孙中山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国粹派”,都并未否定孔子及儒学的价值。而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伦理革命则终结了儒学统治两千年的古代文明。

 

陈独秀是伦理革命的旗手,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学实施了致命的攻击。而陈的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之反传统主义的基本理据,即进化论。在陈的“新陈代谢”的进化论视野中,中国一切传统都是阻碍现代化的封建遗产,因而皆在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列。在《敬告青年》中,他以进化论倡言变革,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其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宜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④

 

陈独秀倡言反对孔教的伦理革命,从古今道德进化的观点,将孔子之道归为过时的封建伦理政治的代表。他强调:“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⑤在陈看来,道德随时代而演进,古今道德判然不同。“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⑥陈坚信:“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

 

①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

 

③陈独秀:《答卓鲁》,《新青年》3卷5号。

 

④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⑤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

 

⑥陈独秀:《答淮山逸民》,《新青年》3卷1号。

 

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①显然,进化论是陈独秀反传统主义的基本价值预设,他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两极化逻辑,正是源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激进进化论。在这种“现代/传统”两极逻辑中,一切传统都成为阻碍现代化的负面价值。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亦建基于革命进化论。他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际此文学革命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②在此,陈将文学革命归为文学进化的必由途径。

 

对于宗教问题,信奉唯科学主义的陈独秀主张废除宗教,“以科学代宗教”。陈的唯科学主义源于孔德的实证哲学,他对孔德的精神进化三阶段论深信不移:“社会学者孔特,分人类进化为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时期。”③根据孔德的精神进化论,宗教和科学分别表征着人类精神进化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现代社会已进入科学时代。陈相信:“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④陈的“以科学代宗教”的唯科学主义,完全不同于严复之科学与宗教二元论的休谟式观点。

 

在追求解放的五四时代,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大行其道,它由于激活了中国古老的大同理想,而风行知识界。法国启蒙学者孔多塞认为,世界主义是个人解放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那些小群体融入越来越大的群体的过程,它最终将达致由一种普世语言和共同文化凝聚而成的全球社会。⑤陈独秀是一个崇尚人类大同的乐观的世界主义者,他信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把人类文明的进化视为一个趋向人类大同的线性进步过程。他乐观地相信:“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⑥

 

与孔多塞一样,陈独秀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将最终趋向于一个大同世界,他也相信语言趋同的进化,并热心倡导世界语,将其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有效工具。在与陶孟和讨论世界语的通信中,陈写道:“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各国语何莫不然?……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⑦陈独秀相信,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之间去小异而归大同,语言同化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⑧

 

陈独秀不仅倡言文学革命,而且支持吴虞、钱玄同废除汉字的文字革命主张,他相信汉字的废除是历史进化的必然。他指出:“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

 

①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5卷1号。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

 

③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3卷1号。

 

④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2卷5号。

 

⑤[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第217页。

 

⑥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⑦陈独秀:《答陶孟和》,《新青年》3卷6号。

 

⑧陈独秀:《对Esperanto在学术上的价值的意见》,《新青年》5卷2号。

 

‘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①

 

在文化问题上,陈独秀持激烈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反对新旧调和论。他坚持认为,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而并非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等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现象,而不是社会进化上的应然之理。若以调和论指导社会,便是助纣为虐,误尽苍生。②

 

根据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观点,陈独秀将创造归为进化的本质,并吁求新文化运动的创造精神。他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③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告别民主主义而改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其对进化论的信仰并没有改变,毋宁说,进化论为其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思想之门。在他看来,由共和而社会主义,完全符合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逻辑。“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一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翻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④如同孔德的三阶段论含有的以科学代宗教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五阶段论使陈独秀相信, 18世纪以来主导现代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宪政制度已成为过时的旧文明,它必然为方兴未艾的苏俄式社会主义新文明所取代。在为中国走苏俄之路辩护时,陈独秀强调后进民族之所以选择激进的革命道路的理由:“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⑤

 

陈独秀相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论与进化论的完美统一。他同意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revolution)与进化说(evolution)的观点。他强调,马克思所主张的人为的革命说和其唯物史观所含有的自然进化说,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唯物史观的要义在于,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唯物史观既揭示了自然进化的法则,又主张人类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即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从唯物史观中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⑥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之革命论与进化论的统一:“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⑦

 

纵观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启蒙思想,从伦理革

 

①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4卷4号。

 

②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7卷1号。

 

③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

 

④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8卷3号。

 

⑤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8卷4号。

 

⑥陈独秀:《答蔡和森》,《新青年》9卷4号。

 

⑦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9卷6号。

 

命、文学革命、以科学代宗教、世界主义、世界语、废除汉字到社会主义,革命进化论一以贯之,成为陈启蒙思想中最坚固的价值内核。革命进化论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提供了价值合法性,它不仅是陈的激进主义之“现代/传统”两极逻辑的价值预设,而且为他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之门。

 

四　进化论、启蒙与大陆革命

 

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各派思潮的总枢纽,它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百年中国,从一个笃古不变的古老民族转变为一个“不断革命”的现代民族,其间历史的巨变与曲折,都与进化论密不可分。

 

陈独秀的革命进化论是五四启蒙思潮的灵魂,它激发了国人之变革进取的进步意识和改革意识,推动了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这种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也导致了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迷思和革命神话。

 

进化论是中国启蒙思潮的核心理念,从晚清维新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尽管贯穿各思潮的进化论形态各异。从严复的渐进进化论到陈独秀的革命进化论,表征着进化主义在中国的激进化。

 

陈独秀是一个革命者出身的启蒙领袖,其青年时代即投身反抗满清专制的民主革命。胡适在一篇回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①新文化运动是革命家陈独秀在共和幻灭后发起的一场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在陈独秀的启蒙思想中,革命进化论构成了其激进启蒙主义的价值内核。五四时期,革命进化论取代晚清维新派的渐进进化论,成为新知识界追求个人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

 

比较陈独秀的革命进化论与严复的渐进进化论,二者存在以下深刻歧异:一、严的进化论之要旨,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陈的进化论则更强调“新陈代谢”的时间性,它含有一种唯新是尊情结,《新青年》杂

 

志和“新文化运动”即唯新意识之表征。二、严的“天演论”注重渐进的自然演化,即evolution;而陈的进化论则以激进的人为革命为要义,它融evolution与revolution于一体,为新陈代谢与革故鼎新的统一。三、严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有限的进步,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进步;陈的进化论则含有一种极端乐观的进步主义,它不仅相信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和解放的可能性,而且相信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四、严的唯适是求的进化论,主张中西融合、新旧调和的文化调整,其道德改革的方案是自由自治的公民伦理与儒家恕道的融合;陈的唯新是求的进化论则含有一种新旧对立的两极逻辑,而倡言除旧布新的反传统主义。

 

严复的渐进进化论源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而陈独秀的激进进化论则带有法国启蒙主义的色彩。从渐进进化论到激进进化论,表征着清末民初启蒙典范由英而法的转换。约翰·伯瑞在比较英法进步观念的差异时指出:“英国在其历史上就曾发生过革命,而法国在其未来将发生革命。英国享有当时所称的巨大政治自由,那也是其他国土(家)所羡慕的;法国在毫无益处的统治者的暴政之下痛苦地呻吟。英国宪法使全国民众感到满意,今天对我们而言似乎无法忍受的严重弊端尚不足以唤醒充满激情的改革热望。英国思想界的普遍倾向是在现存制度的稳定中看到拯救,因而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变革。当时,充满热情的改革热望是在法国宣传进步观的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当这一观念从战斗的气氛中(法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气氛中发展了进步观)转移到处于平静气氛中的英国之时,它看上去就像一种平静的反思。”②与法国相似,五四知识分子的进步观也是从“战斗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法国启蒙哲学是一种“解放哲学”(普列汉诺夫语),那么,陈独秀及新文化派的革命进化论正是一种中国启蒙运动之“解放哲学”的灵魂。

 

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35页。

 

②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第152页。

 

法国启蒙运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源于法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僵化。诚如伯瑞所言:“传统、迷信和风俗,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整个‘关于欺骗和不幸的法典’,在当时的法国都过于沉重,使改革派不能对它们的起源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他们对历史感觉到某种怨恨。达兰贝尔认为,即使完全摧毁历史也不会于事有碍。”①

 

法国启蒙哲学的激进,表征着法国历史包袱的沉重和社会转型的艰难。中国启蒙思潮的激进,其由亦同。启蒙思想的激进是大陆革命的普遍现象。黄仁宇指出,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同属于“大陆性格的国家”之革命。这三个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沙皇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适应环境,也由于现存体制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规则,以适应此需要。②中法俄之大陆型革命的亲和性,不能不表现为其启蒙模式的亲和性。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思想观念的激进往往与社会环境的保守相映成趣。这三个大陆国家或许是革命进化论最受欢迎的国度。

 

阿伦特指出:“对一个新纪元的巨大感伤,只有在达到一种无路可退的境地之后,才会涌现出来。”③对新纪元的渴望,源于对旧时代的憎恶。陈独秀倡言革命的理据,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迟滞和改革的艰难。他在为革命辩护时强调:“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④“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⑤

 

对于陈独秀来说,激进是对保守的反抗,革命源于旧势力之顽固阻碍进化。欧洲“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⑥;这种对西方一日千里的文明进化狂追犹恐不及的进步焦虑,一直伴随着陈独秀,并成为其启蒙激进主义的思想动力。由此,他质疑李大钊《青年与老人》引密尔、古里天森进步保守调和之论而劝戒青年尊重老人的观点,他强调:“吾国社会,自古保守之量,过于进步。今之立言者,其轻重宜慎所择。”⑦

 

汤因比认为,革命是受不了新压力的旧机器的爆炸,或受不了新酒发酵的旧瓶子的爆炸。⑧法、俄、中这些大陆国家的革命,正是由于在现代转型中社会结构之旧瓶装不了现代文明之新酒而引起的爆炸。而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进化论正是革命的酵母。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英国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成正比。一种与历史相悖的观念在实践中也许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人类天赋平等的观念。⑨进化论亦如此,它在中国的启蒙意义,在于使人们挑战传统的权威,唤醒未来的希望,激发变革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现代的变革进程。但是,革命进化论以“进步”为自明之理的“新”之崇拜并不合乎历史经验,它对人类进步的狂热信念,在20世纪中国也导致了一种与反传统主义相伴生的进步主义乌托邦和革命神话。伯瑞不无睿智地指出:进化论或许只是辩证法在黑暗的掩盖下所开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玩笑,而贺拉斯笔下的谨慎的神明将关于未来的问题就安全地隐藏在这一黑暗之中?10

 

①[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第120页。

 

②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第363页。

 

③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30页。

 

④陈独秀:《革命与作乱》,《新青年》8卷4号。

 

⑤陈独秀:《革命与制度》,《新青年》9卷3号。

 

⑥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2卷4号。

 

⑦陈独秀:《读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有感》,《新青年》3卷2号。

 

⑧[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46页。

 

⑨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第1页。

 

10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