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恰逢上海合众图书馆创办八十周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和三位学者的故事。

叶景葵(1874—1949)

叶景葵，字揆初，别署存晦居士，一曰卷盦，浙江杭州市人，是近现代著名实业家和藏书家，为合众图书馆的三位主要创办人和发起人之一，1941年8月公推为合众图书馆常务董事。

叶先生少年时便“生而顿悟，读书勤敏，年十四毕《十三经》”。(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下同)其年轻时之才学即为亲朋前辈奖饰器重。时提倡新学，叶先生二十四岁时曾入张元济先生所设通艺学堂，学习英文和算学，并与其兄弟等购新书互相讲习。从1902年起，叶先生曾从山西巡抚赵尔巽任内书记等职，后改走实业救国之路，先后担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浙路股款清算处主任、浙江私人捐助公益基金会董事会董事，1915年起，任浙江兴业银行办事董事(继推为董事长)，1931年起又任中兴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后选为董事长)。特别是担任兴业银行董事长达三十年之久。

合众图书馆是由叶景葵先生率先创议兴办的。1937年11月5日，叶先生在给张元济先生的信函中已提到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向。1939年3月15日，叶先生在给顾廷龙先生的函中明确提到了上海方面创办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的意愿。同年4月3日，叶先生给顾先生的信中感言:“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顾先生1949年7月所撰《叶公揆初行状》中也述及此事:“己卯(1939)倭寇肆虐，公感于江浙文物摧毁之烈，谋有以保存之，约张元济、陈陶遗(1870－－1946)创设私立图书馆，首出所藏为倡，名曰合众。”之所以取名为合众图书馆，这在1946年合众图书馆向当时的上海教育局《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中讲得很清楚:“命名合众者，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创”，“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

叶景葵先生在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始，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确定自己同张元济二人担任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后考虑陈陶遗在江苏的声望极隆，又将发起人增至三人，同时多次函请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的顾廷龙先生南下担任总编纂(后称总干事)；二是于1939年5月成立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并租定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4号为筹备处办公场所，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即长乐路746号)作为馆舍建筑之地，并积极筹措建筑基金；三是自捐财产十万，加募财产十万，共计二十万作为合众图书馆的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将家藏之书捐入馆中，成为合众的首批馆藏。当时有人“劝以叶氏为名者，公谓图书馆当公诸社会，将赖众力以垂久远，不宜视为一家之物，不许”。1941年，长乐路新馆舍落成，为三层钢骨水泥建筑。馆舍南临长乐路，东临富民路，整个占地分三部分:东部为馆舍，中部为空地，西北部为叶景葵住宅。当时叶先生与合众图书馆立约，其住宅租赁期二十五年，住宅与馆舍通以一门，昕夕往来，指示规划，不辞烦琐。在叶先生的示范下，当时朋辈响应，捐书日众。1946年时，馆藏积存文献已至十四万册。对于家藏文献的捐赠和租馆舍居住事，叶先生曾幽默地讲:“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并自号为“书寄生”。而叶先生尤笃好收集稿本、校本，因其中有先贤精神所寄，不忍视其散佚。每见异本，则手自校勘，多加题识，其中“或提撷英华，或评议体例，或考订版本，或叙述往事，皆足以津逮后学”。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先生因患感冒至肺炎肾炎及心脏扩大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张元济(1867—1959)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和文献学家，为合众图书馆三位主要创办人和发起人之一，1941年8月推为合众图书馆董事，1946年5月选为董事长。

以往人们的研究较注重于张先生在出版与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较少涉略他在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合众图书馆创办和管理方面的贡献。1956年12月，顾廷龙先生在《涉园序集录后记》中写道:“先生与叶丈揆初等举办合众图书馆，艰难经始，励志不渝，涉园藏箧，溉泽群英，即今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之创基，先河之功，为不可及也。”1985年7月，顾先生又撰《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一文，就张先生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进行了表彰。

张元济先生既是合众图书馆的创办者，又是合众图书馆的管理者，也是合众图书馆馆藏的捐献者。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叶景葵先生正在武汉忙于银行业务，他在上海兆丰别墅中历年积累的家藏文献有被毁的危险，张先生获悉后即每日到叶家代为收拾整理。张先生作为长者为叶家整理故书的义举，萌发了叶先生将室人故物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的设想。(叶景葵1937年11月5日致张元济函)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先生在给顾廷龙先生的函中谈到合众图书馆的筹办:“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从此函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在合众图书馆筹办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9年3月中旬至6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叶景葵先生曾去函燕京顾廷龙先生处十一次，专侯顾先生即行南下。虽顾先生准备接受相邀南归，却复为燕京大学图书馆领导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这时，张元济先生给顾先生的函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先生1939年5月25日致函顾先生，信中文字情理俱协:“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变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顾先生后来回忆道:“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也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管理者和馆藏的重要捐献人。在“合众”创办之始，张先生主张图书分类采用《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并加以改进，与顾廷龙先生的意见正相吻合，从而确定了合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问题。1946年，首任合众图书馆董事长陈陶遗先生去世，在当年5月举行的第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上，张先生当选为新任董事长。从1946年5月至1953年6月合众图书馆捐给上海市政府为止，张先生于建国前后主持“合众”馆务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期间，张先生克服购书与管理经费困难，注重地方文献收集，推进馆藏目录编制，指导合众图书馆丛书编辑，利用“合众”馆藏编著《涵芬楼烬余书录》，保护馆藏免遭兵乱之灾。为体现“合众”的众擎易举、各出所藏为创的办馆宗旨，张先生于1941年4月至10月，先后以所藏嘉郡先哲遗著、海盐先哲遗著、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分别分四十次捐赠或寄存(后作永久捐赠)合众图书馆，共计935部3793册。其助“合众”之功可谓大矣。

上海解放后，张元济先生与“合众”同仁倡议将“合众”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以“合众”董事长张元济、常务董事徐森玉(1881——1971)的名义拟定呈交了《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书》。捐献书有九条，其第一条指出:“我馆欣逢盛世，思贡献出一分力量，故由董事会议决，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俾可作有计划的发展。”1953年，张先生曾致函上海市长陈毅，提及当年商务东方图书馆之损失，已不易恢复，而合众图书馆创办十多年来，“规模略具，亲友响应，捐购书共达廿二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1953年6月18日为合众图书馆捐献之日，张先生当日清晨曾给顾廷龙先生一缄，其中谓:“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铭感！”其高兴之情，跃然纸上。

顾廷龙(1904—1998)

顾廷龙，字起潜，号匋誃，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1939年7月起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1949年5月增选为董事。如果说，叶景葵先生主要贡献是合众图书馆的创议者，张元济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合众图书馆的管理者，那么顾廷龙先生的主要贡献则是合众图书馆的实践者。

叶景葵先生在1939年6月7日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提到了合众图书馆创办初期的困难情况:“此间租屋临街，极为宽敞，现在空无一人，空无一物。”当顾先生当年7月17日到达合众图书馆时，所面临的环境就是一切从零开始。顾先生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的历史使命。7月18日，顾先生即不顾旅途的劳顿，草拟了《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提出了“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本馆自当别树一帜”的办馆理念和定位，即要将合众图书馆办成一所历史文献的专门图书馆，而叶景葵、张元济先生当时也十分赞同顾先生的意见。

在合众图书馆十四年的发展过程中，图书馆的文献采访、文献编目、读者服务、文献印刷等，都是在叶景葵、张元济先生的领导下，由顾先生实际运作的。在文献采访方面，合众图书馆至1946年时，馆藏量已达十四万册，而至1953年捐献给上海市政府时，馆藏量更增至二十五万册，其中有金石拓片一万种，形成了旧嘉兴府属先贤著述，山水寺院等专志，经学、小学书籍，名人抄本、校本和稿本，冬暄草堂所藏师友手札及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等特藏。在文献编目方面，顾先生先后主持完成了海盐张氏、番禺叶氏、杭州蒋氏、杭州叶氏、泾县胡氏、南通冯氏等十多种馆藏书专题目录，并整理了馆藏中的所存杂志。在读者服务方面，为各大学及各界之研究文史学者服务，如顾颉刚、郭绍虞、钱钟书、李平心、周谷城、钱南扬、蔡尚思、郑振铎、周予同、黄永年等，也有一些有志于文史研究的青年，虽每天读者仅数人，但"合众"以其便捷专业的优质服务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著名学者冯其庸1982年为纪念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所写的《蒋鹿潭年谱考略》一文中回忆了他年青时在"合众"的阅览经历:"三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读书，除上课外，剩下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顾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当时我就是在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我读的书，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每天到后就取书阅读，不浪费一点时间。"在文献印刷方面，合众图书馆前后印行的前人著述不下二十种。如在顾廷龙先生主持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先后编印了《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和第二集，内中多为清代学者的未刊稿本和抄本。顾先生在1945年5月《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跋中谓:"本馆藏丛书之辑，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

合众图书馆的创办发展过程中，除了以上三位主要创办人外，我们同样也应当记住以下人物的姓名:担任过首任董事长的陈陶遗，担任过董事和常务董事的徐森玉，担任过董事的陈叔通、李拔可、陈朵如、谢仁冰、裴延九、胡慧春、陈次青、唐弢，担任过名誉顾问的顾颉刚、钱钟书、潘承弼，担任过职员的朱子毅，担任过助理和干事的胡世范，担任过书记员的黄筠、杜桢等。

作者：王世伟（上海市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来源：原载于2009年4月24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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