窳浑古城航拍图（任超摄）及侯、俞绘窳浑城示意图

10月27日

9：30到达包头博物馆，馆长张海斌陪同并担任讲解。馆内设“包头历史文物陈列”“包头古代石刻文物陈列”“包头燕家梁元代遗址考古成果展”“内蒙古古代岩画陈列”“藏传佛教唐卡艺术陈列”等多个展厅。其中“包头历史文物陈列”所藏汉代文物较为丰富，特别是“单于天（大）降”两枚瓦当，引起考察团热议。张文平所长认为以往释作“单于天降”似乎是对匈奴合于天命的称颂，并不符合汉帝国的立场，若重释为“大降”，则无龃龉，且与同时所出“四夷尽服”瓦当之文义相互照应。多位考察团成员表示很有启发，不过鲁西奇老师对此新说亦表达了质疑：从文字的角度说，“单于”下的字是否可以释作“大”字，难以凿实；另外，这些瓦当的使用者是否一定是汉人，有没有可能是草原民族用汉字来宣示自己的正统性，故称“单于”为“天降”，而匈奴境内的其他被统治者能不能在汉字的表达中也称为“四夷”？鲁老师的质疑很新颖，但似乎也存在一定风险，那就是对于匈奴政权汉化程度的评估问题，特别是其是否已经将汉字作为内部统治的一种策略，还需审慎考虑。

达巴图古城西侧的所谓“双阙”（任超摄）

石兰计山口远景航拍（任超摄）

李零老师还注意到了另一瓦当残片，上有铭文“诸矦□□”，根据秦诏版有“诸侯大安”云云，推测此处应该有类似语义，与上述三枚特别是“四夷尽服”瓦当属于同组。邢义田老师对画满各种鸟兽及神秘鬼怪的陶尊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许与《山海经》故事及博山炉存在渊源。除常设展外，馆内尚有历代壁画的临展，邢老师指出其中汉代壁画多保存胡风，而未过多受到中原格套影响，而与西羌风格有类似之处。

11:30驱车前往包头市昆都仑区，考察位于昆都仑沟沟口西侧的赵北长城遗址，12:00到达。

此段赵北长城遗址皆为土筑，基宽7米，残高7米，为高速公路所截断，有翦伯赞题辞汉蒙双语石碑  “一段最古的长城”。战国时所筑，汉代沿用。昆都仑沟之东、西两岸各设一座障城（称为河东障、河西障），溯沟向北2.4公里处的簸箕型山坡上再修一座障城（前哨障），在沟之南口形成品字形防御体系，说明此处是防御的重点所在。其中小的障城系赵国所修，大的障城则是汉代所修。

赵国是战国时期较早修建长城的国家，赵肃侯十七年（前333），即以漳水、淦水的堤防为基础修建长城，抵御齐、魏，称“赵南长城”；至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在张家口坝上地区至阴山南麓筑长城，东起代郡西至高阙，称为“赵北长城”。赵时所筑长城，并无烽燧。据张文平所长介绍，由他主持的赵北长城调查报告已于近日出版（《战国赵北长城卷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6月）。

李零老师谈到，长城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防御体系，沿途设障塞、庭燧：障是障城，设于长城沿线的内外两侧；塞是要塞，分段把守交通要道，不像障城那么多；庭燧是沿途设站，用烽火传递情报的墩台。长城不只中国有，罗马和伊朗也有长城，用以防止突厥和蒙古人南下的长城。罗丰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赵国的长城建在山的南边，而汉代的长城多建在山的北边呢？他认为当与供给有关，在山南供给方便，赵国国力不足以支撑其跨过山到北边供给，而汉朝则具备这个国力。同样的道理，明长城修建都会把水源包在城里，不会将水源留给北族。长城常常被视作中原农耕民族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扰而被动修建的防御工事，但它其实也是中原势力向北方的发展，挤压游牧人群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是中原文化所能到达的文化边缘，也标志着野蛮地域的开端。长城的修筑尽可能地瓦解了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游牧者之间潜在联系，成为保护农耕者，排除游牧人群的一道人工防线；长城的修筑将原来并不清晰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界线，十分清楚地划定。

13:30午餐后驱车前往巴彦诺尔。途中路过乌拉山，即赵北长城的最西段。其后路过乌梁素海，遥望高阙塞。

18:15抵达巴彦诺尔临河区河套文化博物院，展品几乎全为征集所得，故未多作停留。

10月28日

8:40出发，10:00到达临戎古城。磴口县文管所王浩所长陪同。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设立朔方郡，临戎、三封、窳浑正是朔方郡最西边的三个县城。1963年，北京大学侯仁之、俞伟超二位先生曾对这三座城址做过系统考察，因此李孝聪老师说我们这次是重走侯先生当年的路。两位先生的考察成果反映在《乌兰布和沙摸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一文中。文称：“根据初步调查，可以知道，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在两千多年前，原是汉朝朔方郡的辖地。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建立的。现在这里所发现的三座古城废墟，已经查明就是朔方郡最西部的三个县城：临戎、三封和窳浑。临戎在今磴口（巴彦高勒）以北约20公里，自此以西约50公里就是三封，窳浑又在三封东北约30公里。三城废墟都已半被沙湮，彼此之间又有大沙阻绝，难以通行。”

鲁西奇老师认为，侯仁之、俞伟超所绘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遗迹分布及水系的两幅图是我们认识乌兰布和地区黄河与相关城邑变化的基础，其中最关键的是认为临戎古城在黄河古河道之东——寻找黄河故道应当成为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出发点。

三城之中，我们首先考察的是临戎古城，因位于布隆淖村西南，故又称布隆淖古城。根据侯、俞二先生当时的调查报告，此城址东边紧靠河拐子村，全城作长方形，北端方向为2°。城垣黄土筑成，南、北两垣均长约450米，东垣长约637.5米，西垣长约620米，城垣宽约10米。古城北部地面还保留着高约0.5—2米的残垣；南部则除少量段落外，已被流沙所湮。地面散布绳文砖瓦，具有典型的汉代特征，另有石础、铁器残片、炼渣等。城中汉代以后的遗物很少，仅发现少量可能为辽至西夏时期的陶片，可知此城在汉代以后长期废弃。

李零老师说临戎古城实际上设置稍晚，为元朔五年所筑，东汉时朔方郡治在此地。鲁西奇老师指出，结合三封、窳浑城在汉代以后也基本未再使用的认识，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农垦大概只在汉代进行过一段时间。在此后的千余年时间里，这一地区基本上没有开展农垦。因而以往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了乌兰布和沙漠化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此一地区的沙漠化，或许还是需要从黄河改道的角度去考察：黄河的泛滥给乌兰布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细沙而气候干燥则使这些细沙变成流沙，从而造成了乌兰布和地区的沙漠化。受此启发进一步推想，战国秦汉时期华夏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本质实际上是对北方游牧人群生存空间的挤压与掠夺，而非汉文叙述所呈现出的被动守御，由于这里本身即非定居农业的适宜区域，中原王朝郡县体制的推行或许只能是昙花一现。以往有关汉匈战争的讨论在不知不觉中会站在中原、华夏的立场上进行考量，现在看来似乎有必要加入草原、北族特别是当地人的视角加以全面观察。

我们考察所见临戎城亦与侯先生当年所记存在相当差距，据王浩所长介绍，由于此地风沙较大，1995年时已经找不到城墙了，皆被沙子掩埋，看不到夯层，无法确定城墙位置。不过，通过无人机，我们还是发现了临戎遗址南、北城垣的痕迹。

在侯、俞二位先生考察的时代，临戎古城的南垣就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从航拍图上看，其南垣范围大概就是在图中正东正西方向的白色带状分布。此外，鲁西奇老师还根据城墙的走势和航拍图像，推测出了西垣的所在。

14:00到达三封古城。

三封古城，位于保尔陶勒盖农场总部所在地陶升井西南4公里，又称陶升井古城，侯、俞二位先生的考察报告称：“古城的土垣，亦几乎被刮完。仅仅是一个长、宽均约118米的方形内城，还可在沙丘之中依稀找出范围。在内城外的东北方及西南方，也还分别找到各长约100余米的土垣痕迹，可能是外城的残留。看来，从前这是一座有大、小两重城垣相套的土城。这种形式的汉城，在内蒙，特别是内蒙西部地区，已发现多处，大概是汉代西北部的一种流行形制。”

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三封城内城垣的基本轮廓保存尚好，与侯先生当年所见并无太大差异，只是东南部分有所破坏，李孝聪老师推测此处原本很可能是城门所在。而当年尚留存的西侧外城城墙，我们这次考察并未找到。李零老师指出，这里并非是朔方郡治最初的地点，因为一般《汉书·地理志》列在前面的是西汉晚期的首县是郡治，但是它原来的郡治应该在朔方县，就是早一年的时候，很可能是先设在乌拉特前旗，班固描写说那边有“金连盐泽、青盐泽”，所以大家推测说朔方县的南面应该是这两个湖泊。最初的郡治可能是在朔方，但到了元狩三年（前120）迁到了三封城。

16:00到达磴口县博物馆。展区较小，其中所陈沙金套海遗址所出汉代菱形纹饰砖、空心砖及“宜子孙，富番昌，乐未央”残砖稍可留意。

10月29日

8:30出发，前往窳浑古城，沿途顺道参观三盛公天主教堂

（该教堂是河套地区最早建成的天主教堂，于1893年落成，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冯玉祥西北军粮仓博物馆和三盛公水利枢纽等近现代史迹。

10:30到达窳浑古城。

窳浑古城，位于沙金套海西南3公里，又称保尔浩特古城，侯先生的调查报告称：“这是一座很小的、形状不规则的土城，东西最长处不过250米，南北最宽处亦仅200米。西垣有些弯曲，其

（下转15版）

（上接14版）西北隅有一些流沙覆盖，据初步辨认，好像作成两度曲折。”侯先生认为此系西部都尉治所，李零老师说，窳浑的重要性在于它跟鸡鹿塞具有联动关系，所谓“西出鸡鹿塞”即指从此往西走可以出鸡鹿塞，二者构筑成一个局部的防御体系。

从此次考察特别是航拍的结果来看，窳浑城垣确如前人所说，西北角向内缩，呈刀把状，现今南墙保存最好，西墙破坏较严重。侯先生他们重点提到过的南城门豁口，“南垣的中部，有一缺口，宽20米左右，约为城门遗迹，全城似仅此一门”，今天仍能觅得踪迹。鲁西奇老师认为，这种城门形制可与三封城东南部城门联系在一起加以考量。

据《水经注》载，汉代著名的屠申泽在十六国人阚骃《十三州志》中即称作“窳浑泽”，此泽之异名当与汉代设县有所关联，今天我们仍能在古城北部看到大片的沼泽。

11:10离开窳浑城，向西北行，沿途农田、沼泽渐少，盐碱滩、沙丘、戈壁渐多。鲁西奇老师指出这段路程其实是山前冲积扇，最下方是古窳浑泽，因此鸡鹿塞其实是孤立于山口的。

11:30到达鸡鹿塞遗址。

鸡鹿塞遗址，是侯先生他们考察时发现并定名的：“鸡鹿塞……的确切所在，久已失考。只有《汉书·地理志》在朔方郡窳浑城下的注文里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有道西北出鸡鹿塞’。现在窳浑城的遗址既已确定，根据这一线索向西北一带阴山脚下进行探寻，在相去大约20公里的哈隆格乃峡谷的入口处，果然发现有一系列汉代石筑烽隧，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控制峡谷人口处两侧的石城遗址，可以断定这就是汉代的鸡鹿塞。塞口以内，两山夹峙，中间是一条宽阔平坦的天然通道，并有一泓溪水顺流而下，在出峡谷后没入沙砾层中。”这一判断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还是有过不同意见，如张海斌先生即认为此处当为高阙塞，而狼山西段的布都毛德沟口才是鸡鹿塞（《高阙、鸡鹿塞及相关问题的再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综合实地踏查、航拍等总体情况分析，似仍当以侯仁之先生对鸡鹿塞的定位更为合理。

据王浩所长介绍，鸡鹿塞使用了红、黑两种不同的岩体，这在航拍图中也有较清晰的体现。

从塞城的规制及周边的环境生态可以判断，当时驻军屯垦的大部分人在窳浑城，只有少量部队在鸡鹿塞，设置此塞的主要目的是宣示主权，遇有战时，烽烟示警。鲁西奇老师说，这类关塞并非用于据守，而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李孝聪老师指出，鸡鹿塞是汉朝的军事重镇，此后两年间陷入沉寂，似乎只剩下文人墨客对汉朝史事的咏叹和追怀，不过他发现其实到了清朝亲征噶尔丹时，康熙年间的古地图和高士奇的《扈从行纪》都着重记载了此地，说明到清朝这里仍具有战略意义。

鸡鹿塞考察结束后，王浩所长返回磴口县，考察团成员继续驱车前往乌拉特后旗。

13:15到达乌拉特后旗那仁宝力格苏木那仁乌博尔嘎查北侧山脚下的达巴图古城。

达巴图古城，又称大坝沟古城。此城位于鸡鹿塞东约17公里处，地处东侧的达巴图沟和西侧的查干沟之间的台地断崖之上，分为南北两城。北城略成方形，边长约40米，城墙系用较大鹅卵石垒砌而成。南城为长方形，东西长64米，南北宽48米，城墙较窄，出土了汉代的铁釜、铁甲片和箭头等遗物。两者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南城北墙利用了北城南墙并向两侧有所扩展，似可判断南城的建筑年代晚于北城。城址北墙及西墙外的缓坡上有一段近300米长的石墙环绕，此石墙与城西的一个小山包相连，山包顶部有一方形石砌建筑，应为坍塌的烽火台遗址。

这一城址经过了精心修复，且附近有开展旅游开发的迹象，当地文保部门立标志牌称，此即高阙塞遗址。

关于高阙塞的所在，学界争议颇多，迄无定论，当地采用的只是其中一种，即魏坚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此遗址北城为战国赵武灵王所筑高阙塞，而南城则为汉代扩建之高阙塞。在古城和烽火台的西面一个山沟的两侧各有一座暗红色山峰高高耸立，形似双阙，魏坚教授认为高阙塞之名可能即由此而来。

不过，鲁西奇老师在考察之后对上述推定提出了质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该城址在入口二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就与从鸡鹿塞入口的哈隆格乃山谷会合了。正因为此，当年侯先生判断大坝沟古城的重要性低于鸡鹿塞，把大坝沟看成哈隆格乃山谷的支沟，而大坝沟古城则是鸡鹿塞属下的烽燧。如果将达巴图古城确定为汉代的高阙塞，就必须回答它与鸡鹿塞间的关系。

16:40到达石兰计山口。

石兰计山口位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北部，狼山山脉中段，山口两旁各有一座高峰。山口较窄，谷长六七公里，唐晓峰教授称南口东侧山头有烽燧遗址，北口两侧山头亦有长城和烽燧遗址（《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故以此为高阙塞，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采此说，故影响最为深远。但反对者认为此处并未发现实际的城塞遗址，位置、状貌亦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高阙塞情况不符。

鲁西奇老师在踏查之后倾向于认为这里最可能是高阙塞，理由在于：此山口河谷很宽，适合大队人马出入（见）；也是狼山最贴近黄河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标志型的关城，正因为其处于山、河交汇处而显得最为重要。

李零老师注意到此山口附近有座小桥，据说是“总干渠”，这一带实际上都跟乌加河有关系。

刘未老师在爬梳文献后对高阙塞、鸡鹿塞的争议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史书中所谓高阙塞与鸡鹿塞实难特指某一沟谷通道，仅可作为两汉朔方郡西北隅狼山一线塞防概称，哈隆格乃沟及大坝沟石城均属塞防障城，不宜以鸡鹿塞或高阙塞之名专属，狼山西段及北段之两组重要山口昔日或均曾作为汉军出塞备选路线。以往纠结于到底定到哪个点或者哪条沟，其实是被文献牵引，原本考古材料的丰富面貌存在被简单化、固化的可能。

关于高阙塞，文献记载其实并不多。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同书《秦始皇本纪》云：“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正义曰：“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元朔二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此事在武帝诏书中称“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关于其中的“西河”，《正义》曰：“即云中郡之西河，今胜州东河也。”除史记外，另一则重要记载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河）东径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有贤王于高阙，即此处也。”此外，《后汉书·祭肜传》云：“（永平）十六年，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根据上述几条有限的记载，想要彻底解决高阙塞的位置，的确难度极大。保持审慎而不单一的学术态度，或许是目前较为合适的选择。

另外，以往论者似乎未太多留意《旧唐书·回纥传》中的如下记载：“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三百里。”据此，至少在唐人的认知中，高阙塞当与西受降城关系密切，这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17:30到达高油房古城遗址。

高油房古城遗址位于临河县五星乡政府所在之高油房，又称“古城圪坦”。地处乌加河南方，西距杭锦后旗陕坝镇40公里，南距临河县城40公里，东距五原县城60公里。据称古城村东南角有一块刻有“高油坊古城遗址”的石碑，但考察团并未找到此碑。

就此次所见情况来看，城址北墙、东墙保存较好。据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称：“古城残留城墙最高处达5米，基宽7到8米。平面略呈方形，正南北方向，每面约长990米。四面城墙外侧筑有马面。”“1958年，城址东门内一处直径约50至60米的范围内曾出土大批已严收锈结损坏的铁钱，其时代仅可辨读出‘乾佑通宝’；1959年4月，城址内东北角曾出土金银器约27公斤；1966年5月又在其附近发现一个影青小瓷罐,内藏金器约250克。”这些金器包括金佛像、莲花形金盏托、凤凰纹金碗、镂空人物纹金耳坠等等，史金波主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第三卷（中华书局，2015年）对此有详细介绍，最新的研究见马方梅《内蒙古高油坊出土西夏化生童子金耳坠考释及其文化意象》（《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此城为西夏时城址当无疑问，不过其具体为西夏何地何城，尚无定说。陆思贤早先猜测或为西夏河北安北路斡罗孩城，而宋耀良则认为是黑山威福军司所在地黑山城址（《西夏重镇黑山城址考》，《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但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因天色向晚，行程紧张，考察团未及多作停留，只得在匆匆踏查部分城墙遗址后即驱车离开。

18：15启程返回临河，中途遭遇修路改道，比预计晚一小时到达。

罗丰老师于当晚提前乘火车返回银川，其余成员宿于临河。

10月30日

8:30乘车至巴彦淖尔天吉泰机场，欲乘CA118返回北京。候机过程中被告知比计划晚点八个小时，只得返回临河市区宾馆休息。

18:40飞机起飞，20:00到达北京首都机场，考察结束。（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作者：苗润博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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