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利里奥（PaulVirilio，1932—2018）是1970年代以来最富原创力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城市建筑家、随笔作家。维利里奥的哲学核心是科技、速度、城市、虚拟、事件、意外、失序等概念群。

维利里奥不是一个道德家，他只是在忠实地观察和记录他所看到的，并制造概念来试图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在他那里，这个概念是“速度”。他赋予了“速度”以本体论的地位。

2018年9月10日，城市规划专家、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86岁。他走得很突然，他的女儿苏菲·维利里奥说，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和雅克·阿尔努（Jacques Arnould）准备合作出一本书，并且和他之前的学生、建筑师阿拉·瓦尔代 （Hala Wardé）一起考虑在卡地亚基金会做一次新的展览。

1932年生于巴黎的维利里奥，在整个二战的硝烟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对法国的占领以及后来1943年英国盟军对南特城的轰炸。根据他女儿的说法，他和他后来的生活都被统治了，他常常形容自己是“全面战争的孩子”——“我是一个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但我也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而且，我年少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城市战争，而且是一场超级技术的战争。”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装甲车辆，城市的空中轰炸，通讯、广播和雷达的开发和使用……正是亲身见证了技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战争中毁灭城市，维利里奥展开了一系列以速度为中心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法国哲学家以一本并不完全由他写的书，叩开了英文世界的大门，那就是发表于1983年的《纯粹战争》（Pure War），由法国比较文学教授 Sylvère Lotringer对他的访谈整理而成。这本书令许多读者醍醐灌顶，也记住了两个贯穿他思想始末且相互交织的关键词：“战争”和“速度”。

▲《地堡考古学》中的照片。维利里奥在书中反思了欧洲历史上最长防线“大西洋堡垒”何以不堪一击。

维利里奥最初感兴趣的是建筑，但在“全面战争”（total war）的时代，建筑意味着什么？这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在他看来，最早的城市就诞生于人类社会为应对战争的种种威胁而作出的努力——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城市建立起城墙、碉堡、堡垒来抵御吊索和弓箭的袭击。但是，随着武器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古老的以“减速”为指归的防御手段失效了，它已经无法抵御现代超级技术的战争，使得战争与城市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这是维利里奥的第一部力作《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éologie，1975）所讨论的主题。其中，他反思了作为欧洲历史上最长防线的“大西洋堡垒”何以不堪一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防线根植于过时的空间哲学，其失败是一早就注定的。

维利里奥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真正结束。”战争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以更纯粹的形式“加速”向人们逼近，他称之为“纯粹战争”。在一个迷恋“政治”的时代，他反而想到了战争。“纯粹战争”不再展现为国家间的冲突和对立，即便握手言和，但对敌人的恐惧一直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的模式直到今天依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隐藏在“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温情外衣之下。维利里奥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场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从战术上升到战略，再扩展到后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由将军赢得的，而是由那些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靴子、子弹和肉体的人。

在维利里奥看来，如果19世纪是“大众运输的革命”，那么20世纪则是“传输的革命”，这个传输既包括物性的交通，也包含着主体交往的远距离传输。“远距离传输”意味着“速度的无地点”，这意味着建筑不仅容易受到炸弹袭击，而且还无法抵御信息——“信息是一个炸弹”，他在1998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它穿越一切外墙，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以信息为主导的战争，扭转了一切建筑和通讯的力量，让城市暴露于它的流动之下。早在20世纪末，他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各种冲突：不知名的黑客通过遥控关闭了发电站，内华达州的无人机驾驶着世界另一端的空中杀人机器。通讯的矢量正在呼吁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政治的管理不再是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层面上的牧民，而是时间政治（chronopolitique）层面上的监控。

但写下这些时，维利里奥的语气是非常微妙的，他尽量避免了两种技术评论家“陈词滥调”的风格：对回不去的旧世界的怀旧，或是对新奇事物的过分热情。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让当前的一些畅销作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显得多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另一部著作《未知的数量》（Unknown Quantity，2002），他带领我们思考每种新的技术如何带来一些它特定的、前所未有的偶然性事故。

▲维利里奥的代表作：《地堡考古学》（1975），《速度与政治》（1977）

维利里奥不是一个道德家，他只是在忠实地观察和记录他所看到的，并制造概念来试图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在维利里奥那里，这个概念是“速度”。在《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1977）中，他赋予了“速度”以本体论的地位——它不仅决定着军事领域，更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维利里奥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而是“民主制”的时代，这是速度的统治，从奴隶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组织速度的提升。在《消逝的美学》（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1980）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停滞就是死亡！这个世界的普遍法则也正是速度政权统治的法则。”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利里奥并不会为自己的预测如此精准而感到开心，他就像那些聪明到被诅咒的作家，对于我们不愿承认的真相，他总是能一语成谶。”正如美国作家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所说，虽然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走了，但他对这个世界的预言是正在进行时。

编译：文汇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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