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曾涌现出大批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上海的民营经济规模、比重及其当时在全国的地位不可小视。不过，战争阴云笼罩的承压、内外市场通路的隔断，使得解放前夕的上海社会经济局面日渐严峻，物资严重匮乏，物价急速上涨，以至于金融紊乱，实体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际，由于既缺原料又无销路，占上海全市纺织工业生产总值76.4%的私营轻纺工业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颜次青：《上海纺织工业概况(1949—1957)》，《财经研究》1958年第4期）。在此情势下，纺织、化工、食品、海运等行业的不少民营企业将设备、资金和专业人才向其他地方转移。

尽管如此，解放初上海仍是民营经济占比较大的城市，上海民营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因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党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即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工业企业实行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的扶持，具体包括组织联营、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购产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销等措施，成效显著。至当月9日，民营工厂中已有钢铁、制革、面粉、碾米、铅器等363家开工，占各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上海私营工厂一半以上开工》，《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新370期）。民族资本家、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6月1日，上海市商会曾致电毛泽东、朱德申明政治立场，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会主义良好基础”（《市商会电呈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商报》1949年6月2日）。次日，包括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在内的80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在外滩中国银行的四层会议厅举行座谈，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等市领导悉数参加，这堪称解放后上海的首场大型民营企业座谈会。会上，陈毅市长开宗明义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有财产应该被“容许存在和发展”，并保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政府会考虑资本家们所担心的问题。（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毅的讲话无疑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恢复发展注入了信心，一个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化工大王吴蕴初等也纷纷返回上海恢复企业运营。

火柴大王刘鸿生

对于上海的接管和民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一直予以高度重视。6月21日，周恩来、陈云、李维汉曾在北京邀请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民主人士与知名企业家进行餐叙座谈讨论，希望听取他们对党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希望他们向上海工商界解释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以激发起民族资本家的进步性和建设性。随后的6月25日，毛泽东、党中央又致电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将由北平返沪的黄炎培、盛丕华、包达三等民主人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心目标就是要对上海资本家进行政治动员，促进其恢复企业生产。7月，杰出实业家、民主建国会创建人胡厥文还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学习会。12月，在上海商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盛丕华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这对工商业者而言无疑也是一个积极信号。

从中央到上海的重视和动员，对民营企业恢复生产确实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以近代民族工业的代表性行业纺纱业为例，在1920年代初上海的纱锭总数一度约占全国四成，到抗战前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超过5成，而民营纺织企业则占据了上海纱锭总量的绝大部分。纺纱业的恢复对上海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截至6月22日止，全市54家民营纱厂复工开动纱锭100万6980枚，超过解放前夕开动的数目，约占可运转纱锭139万2000枚的80%。每日约出纱1930余件，比解放前每日约增产40件，其中申新九厂每枚纱锭20小时的产量也由5月24日的0.62磅增至6月22日的0.65磅（《上海五十四家私营纱厂复工》，《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新401期）。年底，全市各主要工业行业民营工业企业的开工率已由刚解放时的25%上升到61.7%，其中钢铁、棉纺、染织、毛纺、冶炼、机器制造等行业开工率均超过80%。

民营经济的恢复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1949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占比达到83.1%。（当代上海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附录“上海解放初期大事记(1949 -1952)”，《当代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在此过程中，随着上海民营工商业和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又使得企业联合的需求日渐强烈。8月5日，有600多名代表与会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盛丕华在会上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并提请审议通过了“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该提案由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等共同提议，连署人包括包达三、陈叔通、徐永祚等24人。这在5月27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并且工业的重要性也被提到商业之前。8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批示：“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参见王昌范：《1949:上海工商业团体组建的台前幕后》，《世纪》2009年第6期）今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源头渊薮可追溯到这里，这也彰显了上海在当时全国工商业中的地位。8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指出，“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其进步的作用。”同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陈毅市长在讲话中指出筹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希望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希望工商业联合会“今后多代表市民利益，大胆向政府提供积极性的建议，共同解决当前的困难”。（《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昨日举行成立大会》，《商报》1949年8月28日）随后，工商联筹备会先后接管了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成为上海工商业界新的领导核心。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首任主席陈叔通即有上海工商金融经历，其在首届联合会代表大会所作开幕词《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与陈毅在筹备会上的讲话若合符节。

195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首任主席陈叔通即有上海工商金融经历

作者：陈旭东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任思蕴

来源：节选自陈旭东《上海1949：从金融重建到经济新生》，全文见2019年5月3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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