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国际通商口岸的上海正式解放，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从军事、政治及至经济层面的全面溃退，也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曾将进入上海、接收上海、管理上海称为“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有全党全世界性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认为这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确实如此，尽管经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拥有600万人口的中国和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阴云笼罩和内外部市场通路封锁之下，解放之初上海的经济金融已遭受沉重的打击，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狂澜既倒的局面，尽快恢复企业生产、经济建设以保障民生成为首要任务。为此，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及对工商业的处理上遵循了16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基于此，在1949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里，上海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萧条困境向复苏新生的转变，而金融秩序的重建则是这部经济新生大剧的序曲，为上海随后在新中国经济金融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奠定了基础。上海的解放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有着诸多待解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必须提前筹谋、有所准备。

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签发的中国银行接管令

在接管沈阳等城市后，陈云就曾作出总结，认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称职的专业干部”（《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页）。基于此，接管上海的准备从1949年2月就已开始，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将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由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顾准担任队长，南下到江苏丹阳地区开展集训，学习了解当时能够掌握的所有关于上海社会经济现状的信息资料。这支队伍不断扩充，后所形成的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包括了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金融处处长陈穆、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等一大批党内知名财经干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与人民解放军5月27日一道进驻上海的是，4亿元人民币被从江苏运入上海存放至外滩的中国银行。这也是执行了平津战役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曾下达的一个死命令——军队推进到哪里，人民币必须要跟到哪里。人民币的发行，也被寄予期望能推动“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人民日报》1948年12月7日）。接管上海后第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并明令将于1949年6月5日前废止金圆券，以1元人民币兑10万元金圆券比价在市内369个兑换点回收金圆券。

随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于5月30日成立，后者逐渐在上海占据支配地位。截至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共收兑了上海市面全部金圆券流通额的一半左右，但现实经济生活对于人民币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全国解放形势的向好，也对人民币提出新的更大数量要求。在此背景下，原中央印刷厂上海厂被接收改为上海印刷一厂并迅速扩建，加紧印制人民币。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市军管会接收了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改为上海印制一厂，并以最快速度，扩建成一至五个工厂，同时开工印制人民币。（图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第一套人民币50元

第一套人民币10元

金圆券的市场价值已不复存在，但人民币要真正站稳脚跟，还面临一个最强劲的对手，那就是解放前就已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使用的“老二”——银元。由于对此前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心有余悸，人们对新流通人民币的信心也没有完全建立，包括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也均用银元标价，形成了示范效应，放大了银元的市场需求。当时上海市民领到工资后除了赶紧去购买米、布、煤等紧俏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就是到黑市上去兑换银元，而换到手的银元又有不少被窖藏起来以储值增值、待价而沽。尽管此间中国人民银行为稳定人民币、平抑银价，也曾向市场抛出数万枚计的银元，但还是被市场上庞大的银元需求所消化吸纳，几无效果。人民币在市场上的价格仍然一路狂跌，从5月30日的1银元兑650元人民币，跌到6月8日、9日的1银元兑2000多元人民币（参见曹树基、郑彬彬：《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学术界》2012年第10期）。与之相应， 6月1日至9日，米价上涨了164%，棉布上涨了95%，批发物价指数上涨17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城市接管》（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页）。

非常规情境下经济手段的成效不彰，使得政府开始考虑其他非经济强制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6月10日政府对银元投机交易的中心场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查封，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人民币1545多万元，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孙国：《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文史春秋》2004年第3期）。同日，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国家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同日挂牌，成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进行银元收兑的指定机构。经过此次金融秩序整顿，困扰上海多年的银元投机活动得以解决，银元价格和主要食品、日用品价格大幅下跌，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也得到初步确立，这为上海随后运用经济手段有效应对多次的物价波动以及整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薄一波曾评价“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民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兑换银元

作者：陈旭东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任思蕴

来源：节选自陈旭东《上海1949：从金融重建到经济新生》，全文见2019年5月3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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