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和价格监督检查办公室主任王峥和他的同事们匆匆走进五楼的办公室，这里有一场“经营者集中商谈会”。这是今年8月1日新《反垄断法》施行后，王峥们新增的一项工作：当企业并购达到一定规模标准时，需要事前申报，避免交易可能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过去3个多月，我们已经办理了40多件集中审查。”王峥说，上海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简易程序案件，是经营者集中申报数量最多的地区。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办公室是2018年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部门，虽然“年轻”，名气却不小。去年4月，英文外卖平台“食派士”因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被处罚逾116万元，其中长达1.5万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火出圈”，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法律文书”，正出自这支“反垄断突击队”之手。

无数次走到“死胡同”，然后推倒重来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一直是反垄断执法中的“高难度系数题”。用王峥的话来说，“没有国内外的先例可循，一切靠自己蹚出一条路来”。

英文外卖平台“食派士”被投诉举报涉嫌“二选一”，就是放在“反垄断突击队”面前的第一道题。王峥解释说，要证明当事人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最关键的程序在于“界定相关市场”，论证英文外卖平台和中文外卖平台不具有替代关系。

王峥团队决定闯一闯。由王峥带队，反垄断和价格检查执法人员马敬、万广亮、周洁茜、吴昊开启“黎明突袭”，赶赴“食派士”查封第一手信息数据，通过镜像复制、还原手机数据等方式拿到宝贵的原始资料。马敬随后进入紧张的数据整理工作，“光是外卖平台的订单信息，就足足有4000多页A3纸的量，每一条信息都包含几十种小类信息，需要分析甄别，剔除无效数据。”他和同事们窝在办公室，这些数据整整“啃”了两个月。

要拿出站得住脚的论据，就要在数据中抽丝剥茧。反垄断办决定引入一种新范式——通过引入大量经济学分析来“以理服人”。但翻开国内外经典案例，这一领域几乎没有可借鉴的数据模型，只能自己建模，摸着石头过河。管理学硕士、一级主任科员吴昊说，他的办公桌边还放着厚厚一沓统计学书籍，那是办理“食派士”案件留下的成果，他总是一边整理数据，一边跟着专家现学统计学。“办理这个案件，我们无数次走到了‘死胡同’，每次都感觉办不下去了，然后又推翻重来，如此反复了很多次。”吴昊说，每次重新建模，就会涉及到剔除一项数据条件或增加一项条件，意味着4000多页的数据要重来一遍。

凭着毅力与闯劲，反垄断办团队完成了“相关市场的界定”，这些实证分析全部被写入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搭建“样板房”，形成可复制模板

“食派士”的反垄断案件还有一大亮点——采用了团队作战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侯利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居恒都是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办的外脑“智囊团”成员，在后期“纯脑力分析”阶段参与案件，判决书中复杂的数学公式——假定垄断者测试，以及衍生的“临界损失分析法”等专业性工具，都是出自这些更权威的专家教授之手。

“这个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跳出了原来的思维定式，把经济学分析工具放到案子里，从‘我认为’变成了‘数据论证’，让每一个案件都可计算，让整个结论有严密的数据支撑，可反驳、可论证。”侯利阳说，这个“样板房”的搭建对于未来平台经济领域相关案件都有指引意义。

具体工作中，王峥的感受更深，“在垄断行为证明的说理性方面，全国此前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食派士’案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在“食派士”案件之后，反垄断办又先后办结了两个医疗领域的反垄断案件，也是按照“从界定相关市场到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分析”的思路来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欧盟相关反垄断案件的平均办理周期为4年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在反垄断领域的有益探索，可大大缩短办案周期，提高效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这几天，王峥又开始为新的反垄断案件而奔走忙碌，在他看来，反垄断工作与千千万万消费者的权益休戚相关，团队将始终冲在一线，发挥钻研精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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