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是越族文化、越国文化、越地文化的融汇，是浙江文化的根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州文化是越文化的鲜活样本，梳理其源流嬗变可以窥见越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考察其硬核特质可以领略越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独特气质。

台州负山表海而兼山海之利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文化风貌。王士性《广志绎》将台州称为“一郡连山，围在海外”的“另一乾坤”；喻长霖《台州府志》称赞台州“名胜甲东南”的万千气象，指出“台郡山海雄奇，士多磊落挺拔”，将地理特质与人文气质进行有机关联，阐明地“奇”士“雄”之意。

台州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赢得了“文献之邦”“文献上郡”“声华文物之区”等美誉。《四库全书》著录张伯端《悟真篇》等台州籍人士著述50部，存目王松年《仙苑编珠》等台州籍人士著述64部，合计114部。民国初年，台州籍大儒项士元先生编纂《台州经籍志》，搜罗自隋到民国初台州人士所有著述共计4532部。

台州文化以仙居下汤文化为光辉的起点，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史前到隋唐，台州逐渐从“南薄于海”的“僻左”之地融入中华大地，从区域性的瓯越文明融入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潜龙在渊”。第二阶段从五代到南宋，台州逐渐从中华文化的边缘区域走向“密迩邦畿，治化声教之所先”的重心区域，从文化输入地演进为文化输出地，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飞龙在天”；第三阶段从元代到明清，台州从中华文化的重心区域滑落为边缘区域，从名闻遐迩的王畿辅郡跌落为声名不显的海陬边郡，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亢龙有悔”；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到当下，台州赶上了世界经济从内陆时代走向海洋时代的快车，发挥沿海优势、逐渐走向复兴，此期的台州文化可谓“不自居首、‘用九’则吉”。

台州文化作为浙东中部负山表海的地域文化，已形成以天台山文化为核心的名山文化、以章安港和海门港为核心的名港文化、以台州府城为核心的名城文化等文化形态。贯穿上述文化形态，台州文化的硬核特质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文化质素的构成特征考察，可谓三教和合而释道更显。台州的佛教源远流长。大约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台州，汉献帝兴平元年，石头禅院（今仙居境内）创建，是为台州寺院之始。陈隋之际的智顗（538—597年）于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率弟子入天台山，融通南义北禅，教观总持，定慧双修，开创天台宗。其弟子章安灌顶遵照智顗遗愿，建成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祖庭。除了天台宗，台州的禅宗也较为兴盛，其支派牛头宗、临济宗、法眼宗等皆有传承。

台州的道教根深叶茂。道教传说中的黄帝、浮丘公、王子晋等大仙皆尝往天台山。两晋之际，葛洪《抱朴子·内篇》点出了包括天台山在内的27座名山，可见至迟到葛洪时代，天台山已被道士群体视为修炼的绝佳去处。初盛唐之际，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曾遍游名山寻找修真之所，最终“雅愜素尚”“东入台岳”，约于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开始隐居天台山传道授徒，前后长达28年，开出上清派南岳天台系。北宋中叶，台州籍道士张伯端（984—1082年）撰《悟真篇》，并传道授徒，创立金丹派南宗。晚年时回到家乡，修真于天台山桐柏宫，桐柏宫成为道教南宗的祖庭。

台州的儒学亦有可观之处。宋以前为台州儒学的萌芽期。晋代任旭为台州儒学开山，南朝文士顾欢为台州最早的私学教育家，盛唐郑虔被誉为台州文教之祖。宋元为台州儒学的发展期。这时期的儒学从北宋中后期徐中行等发轫，中经南宋应恕等的发展，再经朱熹弟子赵师渊等的传扬，复有车若水等的赓续，一时蔚为大观，其中杜煜、杜知仁一系还形成影响较大的南湖学派。明清为台州儒学的成熟期。明初的方孝孺为一代大儒；明代中叶的金贲亨首举“台学”大旗，撰著《台学源流》；晚清的王棻精于经史之学，著成《台学统》100卷，乃台州儒学史集大成之作。

台州的儒释道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通互融、和合共生。台州儒释道的发展，并不平衡。首先，从发展的时间上看，释道先发，儒学后成。其次，从儒释道的场所和人员数量上看，释道更盛，儒学居后。再次，从发展的水平看，释道更为突出。总之，从文化质素上看，台州是儒释道并存而释道更显、儒学稍逊，台州是名副其实的佛宗道源、仙佛之窟。

第二，从文化主体的性格特征考察，可谓大小传统共生而硬气贯穿。台州文化中既有士人文化代表的大传统，也有草根文化代表的小传统。而且由于台州特殊的地理条件，天高皇帝远，小传统可能还略胜于大传统。台州大传统重节、重义、重群，却并不绝对排斥“利”，而是强调义利兼行，这可能与宋代浙东学派的影响有关，也与台州小传统的濡染有关。台州士人既持守华夏大传统的“义”，又不弃地域小传统的“利”，将其中和为义利兼行，这正体现了大小传统的相互影响与和合共生。

台州的士人精英与草根大众，虽有信奉大传统、小传统为主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性格即“劲”或曰“硬气”。综合起来看台州民俗，天台“劲健”，仙居“譟劲”，临海“挚劲”，宁海“刚劲”，台州整体趋势是都带“劲”。喻长霖《台州府志》在揭示台州民俗带“劲”的同时，分析其原因为“山海雄峻而地瘠民贫”，可谓有见。台州山海雄峻，景色壮美，此为其长，但山多水多良田少，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却很不利，资源贫瘠下的生存竞争压力使得台州民众性格整体带“劲”。这种“劲”，可用鲁迅先生所言柔石、方孝孺“台州式的硬气”予以概括。

台州文化性格中的“劲”或曰“硬气”，从价值判断上，既可流变为性格劣势，导致“重利”的草根民众“闵不畏死”，继续小传统的轮回；也可衍生为性格优势，促成“尚义”的士人精英“百折不回”，书写大传统的荣光。

第三，从文化通变的显著特征考察，可谓地域性、开放性并存而开放性走强。台州文化作为浙江中部沿海的地域文化，既以“大小传统共生而硬气贯穿”等鲜明特色显示出区域文化的地域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跨地域性或曰开放性。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与台州作为移民地区所形成的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秦汉时期、六朝时期、唐宋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四个时期，台州的人口流动量都较大。就时间轴而论，秦代以降的2200余年中，台州大概在三分之二，即1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流动都较为明显。台州人口流动的频率较高，特别是迁入、侨寓的外来人口较多，为台州文化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从人口流动角度彰显了台州文化的开放性。台州文化的开放性与台州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存在密切的海外交往也有关系。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吸纳大量客籍人士入台进行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历史上台州府志及各县志立传人物共有5221位，其中本籍4096位，占比78.45%，客籍1125位，占比21.55%。客籍人士占比超过两成，说明外来人口在台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是台州本籍人士不恪守一家一派，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三是经由台州之地或台州之人将中华文化播扬于日本、韩国等殊方绝域。

台州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台州文化始终处于既能输入更能输出的活跃状态，在文化的通变中始终葆有生机与活力。随着台州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台州文化的开放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台州文化的活力还会得到进一步的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