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两大传媒巨擘英国培生集团和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在今年7月1日正式签署最终协议，这意味着双方各自旗下的企鹅出版社和兰登书屋的合并大业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组建的企鹅兰登公司在数字浪潮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人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艰辛发家成长史，以及在国际出版业所享有的王者地位，却都值得各国出版人反思。

　　立志改变无书可读的现状

　　1935年的一个周末，埃伦·雷恩在英国的德文郡拜访了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回伦敦之前，雷恩想在站台上买本小书以便火车上阅读。然而，所有的书摊上摆满了早已过时的报刊杂志，或者就是再版无数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雷恩被深深震惊了，他立志改变这种现状。

　　雷恩从17岁时就开始在舅父的出版社帮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很快荣升主编。为了让读书成为大众随时随地可得的享受，他筹划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变革首先从图书标志开始，他选取了一种“轻盈而不失庄重”的小动物来寄托自己的事业理想——企鹅。第一批企鹅平装书于1935年夏天问世，这套丛书包囊了海明威、安德鲁·莫洛亚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大作，并以封面色彩区分不同的种类——橙色是小说、蓝色是传记、绿色是悬疑作品、红色和黄色则分别代表戏剧和杂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每本书的售价为6便士，在当时仅仅相当于一盒香烟的价钱。这套平装书以其简洁的版式、精湛的质量和低廉的售价很快在市场上热销起来，一版再版，仅沃尔沃思书店在短短数周内就要增加6300册重印本，这给当时精装书垄断的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从那以后，企鹅的形象就彻底深入了英国人的心中。次年，雷恩告别舅父的出版社，并在6月1日成立企鹅出版社。初创之时资金紧张，办公地点设在伦敦一个地下室中。与办公环境的寒酸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年之内，企鹅出版社的平装本图书的销量就达到300万册。

　　雷恩不是平装书的发明者，但他却是一个善于把握市场的出版家。他因地制宜地将平装书的特点和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开创性地打破了精装书一统天下的局面。

　　将经典请入大众的沙发与口袋

　　1937年，在出版到第100册图书《旅游与探险：市场最糟糕的旅行》一书之后，企鹅开始扩张了。出版社在伦敦的哈芒斯沃斯有了新的办公室和仓库;企鹅莎士比亚系列开始付梓印刷，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原创非小说作品——鹈鹕丛书也逐步推出。在伦敦街头甚至出现了企鹅的书籍贩卖机。

　　当时，欧洲的上空早已阴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企鹅出版社准确嗅到了战争的气息，迅速推出新书《希特勒想要什么?》，取得破纪录的销量。战争爆发后，物资匮乏，很多出版社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由于雷恩的高瞻远瞩，战前便储备了大量纸张，使得企鹅出版社的印刷厂一直机器轰鸣。雷恩甚至巧妙地利用战争带来的机会，开办了一个军人读者俱乐部，为那些饱受思乡之苦的士兵们提供图书服务。至二战结束时，企鹅共出版了155册书籍，很多单本销量超过25万册，为当时的一大奇迹。

　　20世纪40年代是企鹅出版社发展的黄金时期，海雀和经典两个品牌先后问世，取得了巨大成功。1940年诞生的海雀是儿童非小说图画书的品牌，这套书系中就有颇受人欢迎的稻草人华泽尔·古米治。企鹅经典诞生于1946年，从首版的《奥德赛》开始，至今已囊括了全球范围内的1200多部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出版界最负盛名的品牌，更在于将经典与名著请入大众的口袋中。

　　1970年埃伦·雷恩逝世。同年，企鹅出版社被培生出版集团旗下的朗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收购，正式坐上英国出版业的头把交椅。此后，企鹅在事业上和规模上的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先后吞并了数家竞争对手。

　　进入信息时代，企鹅还尝试给消费者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企鹅有声读物就此推出。2007年，企鹅破天荒地推出全球首款网络互动小说项目——可由网友自行撰写编辑的“百万企鹅”计划，实现了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作家梦。

　　“随意出版几本书作为副业”

　　兰登书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5年纽约的文学作品重印版号“现代文库”。彼时的现代文库凭借109卷的规模在市场上早已小有名声，各大高校的图书馆里都藏有现代文库的《白鲸》、《红字》等名著作品。而它的前任所有者为了还债，不得不将现代文库卖给了贝尼特·塞尔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夫二人。贝尼特·塞尔夫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就读于全美首屈一指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在毕业后顺利迈入出版界。而唐纳德·克洛普夫则是他早年在哥大时要好的校友。

　　接手现代文库后不久，一项全方位的改革措施逐渐展开了——首先从书籍的装帧开始。以前“现代文库”的图书都是以蓖麻油浸渍过的布料制成仿真皮，但是热天容易产生刺鼻气味，塞尔夫决定用柔软的气圈布代替人造革;同时，他们还邀请了德国著名设计师鲁西恩·伯恩哈特绘制出手持火炬的飞奔少女作为“现代文库”的商标;商业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则帮忙设计了新的衬页。这样一来，改版后的“现代文库”就显得精美别致，销售量自然大为改观。

　　“我们应该随意出版几本书作为副业”，1927年塞尔夫在探讨公司的业务发展计划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而这一句话却被后人永远铭记，“那我们就称这个出版公司为‘兰登书屋’吧”(“兰登”即英语Random“随意”的音译)。塞尔夫追求的正是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境界，而他最终实现了。

　　次年春天，兰登书屋的第一部作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正式出版。此书的营销方式尤为特别：由洛克威尔·肯特亲笔签名的图书每册定价达到15美元，而他亲手着色的95册图书定价则攀至75美元一本。不仅如此，市场的炒作让这本书的价格一翻再翻，以至最后许多普通人竟也难得一见了。

　　正当兰登书屋蒸蒸日上时，“大萧条”给美国的出版行业带来了致命一击。股市的崩溃使很多人一夜破产，读书已经变成了一种空中楼阁似的奢侈品。兰登书屋的高档书籍因此大量滞销，曾经卖到200美元一册的《福赛脱家史》只得以20美元拍卖，价格下跌了90%。万幸的是，廉价书系“现代书库”再次挽救了兰登书屋，使得出版社顺利渡过难关。

　　为《尤利西斯》正名

　　上个世纪末，兰登书屋评选出“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文小说”，高居榜首的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作品《尤利西斯》。此书在1932年被美国政府列为“色情”类禁书。但是禁令阻挡不了美国人对于文学的渴望，很多人会利用赴欧洲旅游的机会偷偷将此书带回国内。为了将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大光明地搬入美国人的书桌，兰登书屋开始了长期的斗争。

　　“我这里有违禁品，你们必须搜查皮箱”，一位欧洲来的绅士在纽约港口对着海关稽查员大声嚷嚷道。这位“走私者”不是别人，正是兰登书屋的“托儿”。很快，海关发现了这本《尤利西斯》并在“走私者”的强烈要求下予以没收，这样，这本蓝色封面的《尤利西斯》就成了法庭的呈堂供物。

　　其实，这本书被塞尔夫提前做了手脚：在美国的法律体制下，任何社会上的文学评论并不能成为法庭的证据，但塞尔夫提前将法庭上可能会用到的关于此书的所有评论都提前贴进了这本书里，这样对于《尤利西斯》的正面评价就会成为证据。不出所料，两天之后，《尤利西斯》得到平反，正式进入美国各大书店。而这本颇具纪念意义的《尤利西斯》被献给了塞尔夫和克洛普夫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兰登书屋不仅经营有道，在人才挖掘上也独具慧眼。威廉就是这样的良马，一个自信又略带清高的亚美尼亚人，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第一次到纽约后，就被塞尔夫请去百老汇看戏。此时热映的是新剧《零号天花板》，一上映便轰动四方，开幕之时整个剧场里已经积满了围观的人群。“这就是百老汇的一出戏呀?上帝，我可以在24小时之内写出另一出戏来”，威廉如是说。塞尔夫没有指责威廉的年少轻狂。果不其然，威廉没有食言，1939年他的两部作品《我的心在高原》和《一生中的快活日子》就开始在百老汇上演，赢得各方一致好评，他甚至还拒绝了1940年的普利策奖。

　　转型与国际化之路

　　二战之后，兰登书屋开始进军工具书领域，《美国大学词典》、《兰登书屋词典》和《兰登书屋韦伯大学词典》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因为工具书的出版前期投入资本巨大，兰登书屋在初期背负了大量的银行债务。然而，现实的困难并没有阻止兰登的发展，反而为词典的销售巧妙地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兰登书屋和各大银行联手展开了开户送词典的营销活动，并且保证所有词典都当天送达。这项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塞尔夫不得不每天飞行于美国各大城市，再加上电视、电台和报纸的大幅宣传，《美国大学词典》的销售量突飞猛进。此后，雄心勃勃的兰登书屋决定出版一部足以和《大梅利亚姆-韦伯词典》相竞争的词典。这是个庞大的项目，整个出版社一度汇集了400多个各专业的一流权威，花费4年才最终编写完成。

　　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兰登书屋启动了大规模的并购计划。1998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从先锋出版集团收购兰登100%的股权时，兰登书屋的分公司已经遍布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南非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

　　然而，即便如此，在数字化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任何出版商都不可能在世界图书生产、流通领域永执牛耳。兰登书屋的收入两年来已经下滑了约4%;而企鹅出版社的利润增长率也远低于培生集团教育业务的平均增速。于是，一场“大动作”终于到来了。

　　2013年7月，在经过八个月的磋商与各国监管机构的批准之后，兰登书屋最终和企鹅出版社成功合并。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