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邱蔚六，1932年出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口腔颌面外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我国口腔医学界第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口腔医学院院长。从医60余年，他为“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创造了诸多“第一”，挽救的患者难以计数。

21岁时，邱蔚六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因历史原因未被接纳，但他的心愿始终没有改变过，终于在1983年光荣入党。这一年，邱蔚六51岁了，直言这是“三十年不变的心愿”。

“这期间，我始终没有动摇过内心的想法。我这辈子要么不入党，要入就入共产党。因为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新旧对比一目了然，也因此，我深刻理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谛。”邱蔚六说。

如今回望，正是入党这个心愿，照亮了邱蔚六一生的奋斗路。

15岁立志学医，20岁立志入党

6月下旬的上海，黄梅天气，十分闷热。邱蔚六院士拄着拐杖走进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教学楼，开讲口腔医学领域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工作实践。老先生从象群迁徙说到人类生活习惯变化如何导致疾病谱改变，从整合式新医学的趋势说到人文学科融入医学，思路之敏捷、开阔，令后学钦佩不已。

30分钟的讲课，邱蔚六全程站着，而这也是他一辈子的姿态：从医60多年，桃李满天下，蜚声国际口腔医学界。

邱蔚六在成都长大，学医是15岁时就立下的志愿。1951年，邱蔚六考入华西大学（后改名四川医学院）。也是在此期间，随着成都解放、新中国建立，信仰的火种在邱蔚六的心中萌芽，1952—1953年，邱蔚六写过两次入党报告。遗憾的是，均未被批准。

但邱蔚六没有气馁，做好了“接受长期考验”的准备，在学医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1955年毕业之际，邱蔚六接到一纸工作安排——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报到。当时，经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第二医学院由三校合并而成，1953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个口腔颌面外科病房（第一个病房1951年诞生在华西），急需人才。邱蔚六就这样来到了上海，见证、参与、推动着中国口腔颌面医学的发展壮大。

亚洲第一人，获“杰出会士奖”

“入职广慈医院10年中，我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尽管经历了很多事，我仍努力学习和工作。参加工作三年即在学会作专题报告，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1960年获广慈医院先进工作奖……”邱蔚六延续了他学生时代的“学霸”作风，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恩师——张锡泽教授、张涤生教授。张涤生系我国整形修复外科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国整外之父”。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邱蔚六奋力在口腔颌面外科这个新生学科里开垦，日夜拼搏。

1965年，再次根据学科调整，邱蔚六与老师们服从分配由广慈医院调至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工作。这期间，邱蔚六因家庭出身问题，再度受到影响。

“我内心有些沮丧，但我告诉自己，不应该灰心丧气，更应该争当先进模范。好在九院及科室党组织并未放弃我，在业务上反而委以重任，1978年我还当上了科室副主任。”邱蔚六忆起那段岁月感慨不已。他说，口腔颌面外科正是“战争中飞出的金凤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口腔颌面部战伤的救治需求非常大，而当时的中国，尽管发展条件不如国外，但国人斗志昂扬，自力更生的干劲很足。

“虽然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可以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为国建设。”邱蔚六至今记得当时老师提出“赶超马丁（美国头颈外科先驱）”这个十分具体的目标。

知易行难。口腔颌面部疾病，尤其头颈肿瘤是危害人类健康最重要的疾病之一，而侵犯到颅底的晚期颌面部恶性肿瘤一度被视作医学“禁区”。“颅底就好像脑中的一层楼板，楼上是神经外科的范畴，楼下是口腔颌面外科的范畴，但是当中的这层楼板一直没人敢管，因为危险系数相当大。”邱蔚六解释。

40年前，一位身患颞下窝肉瘤的患者找到邱蔚六，彼时肿瘤已侵犯颅底，肿瘤导致的神经疼痛使这个30岁的年轻人痛不欲生。目睹患者被折磨，邱蔚六坐不住了。

那段时间，他查文献，搞解剖研究，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次啃着馒头就睡着了。经半年摸索，一套侵犯颅底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手术方案终于出炉。1978年6月，邱蔚六与尚汉祚终于将手术刀探进了颅底这块“禁区”，经过7小时的“鏖战”，这位年轻患者的肿瘤被完整切除。

这台手术犹如一把利剑，为晚期颌面恶性肿瘤患者开辟了一条生路，也为口腔颌面外科开出一片新天地。

邱蔚六在口腔外科领域的“首创”还有很多，绝处逢生的病例难以计数，也因为他的工作，世界口腔颌面医学界认识了“上海九院”。

2009年，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将其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授予时年77岁的邱蔚六。此前，全球只有5人获得过这一目前世界口腔颌面外科领域的最高荣誉奖项，在亚洲，邱蔚六是第一人。

接受过大小10次手术，多次把自己当作试验品

尽管享有如此高的医学成就，但几十年来，邱蔚六坚持只出普通专家门诊，不出特需门诊。 “特需门诊价格跟普通专家门诊差了10倍，很多患者都是费尽周折才过来的，也不富裕，找我看病，就挂我的普通专家号吧。”邱蔚六顿了顿，认真地对记者这样说， “我学这个技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有次邱蔚六去查房，病床上的老人见状赶紧起床相迎，邱蔚六一看连忙躬身给老人家穿鞋，这一幕令在场很多人感动不已，邱蔚六当时也是一头白发了。这回，记者采访邱蔚六时再说起此事，他爽朗地笑了，直言：“这真的没什么。”

“我很反对那种觉得自己了不起、趾高气昂的态度。医生当得越久，对患者是越有感情的。”邱蔚六忆及从前下乡的经历，最长的一次，他在皖南一个工厂里服务了一年多。那是上世纪70年代，包括他在内的三位城里医生下乡服务，他们虽是“厂医”，但也给乡里乡亲看病，半夜出诊是家常便饭。这段艰难岁月，积累了对患者真挚的情感。

邱蔚六的左耳前有一个不甚明显的刀口，那是他“以身试针”的见证。1958年，全国掀起一股“中医热”，“针麻”成为热门研究项目之一。1963年，邱蔚六带头组建了一个口腔颌面外科针麻手术研究组。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针麻到底有没有镇痛效果？碰巧，当时邱蔚六的左耳前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的淋巴结，他决定用针麻实施一次淋巴结摘除手术。

手术只有十多分钟，却令邱蔚六切身感受到了针麻的效果。他总结道，“针麻有镇痛作用，但镇痛不全”。为了减轻患者疼痛，邱蔚六发明了一套无需电刺激的“得气留针”的方法。与此同时，他还结合口腔颌面部针麻手术的特点归纳了一套“飞刀法”。这一整套“针麻”的方法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帮助九院救援医疗队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渡过了第一轮大量手术的难关。1989年，该科研成果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

“没有一手资料，就没有发言权。”从慢性中耳炎手术到坏死性胰腺炎手术，邱蔚六因各种原因接受过大小10次手术，而他多次把自己当作了试验品。

在医学道路上奋斗的同时，邱蔚六也迎来人生很重要的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3年6月，邱蔚六终于等到了入党宣誓的日子。

接受采访时，邱蔚六这样对记者说：“算起来，我还是一名‘年轻党员’，党龄38年，我夫人入党68年了。”邱蔚六的夫人是他的同学，当年一起来上海报到的4名同学之一，1953年在校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一生是圆满的，党和人民还给了我不少荣誉。我们最初的目标早已实现，我国口腔颌面外科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很多事要交给学生了。我继续发挥余热，去做做得动的事，做对人民有益的事。”邱蔚六爽朗的笑声，充满长者的智慧与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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