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折射中国外交哲学智慧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光辉历程中，积极投身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一切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性，通过哲学建构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为外交领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信奉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方法论和使命感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首先，坚持外交分阶段地服务于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党在成长和成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并予以落实和梯次递进。其次，党的外交思想和国家对外工作目标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把打倒列强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列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先后提出过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阶段性目标，旨在推进伸张正义和秉持公正的国际道义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又先后倡导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分别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第三，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世界观指导着国家外交的价值观。在新中国的70多年历程中，独立自主、主权平等、公正合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综合安全等价值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价值观，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交相呼应和有机结合。

坚持科学方法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以及国际上的优秀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等科学的思想方法，在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政治正确和经济发展、团结朋友和减少敌人、立足本国和胸有世界、着重当前和着眼未来等重大外交问题上，坚持对立统一和辩证应对，解决了许多重大和困难问题，使新中国的外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弱到强，现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全局、大局和长远的视野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进行创新思考，寻求新思路，开创新境界。此外，还特别强调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和明确主攻方向，坚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例如在国际格局中抓住关键的大国，在世界经济中重视内外两大市场或两大循环，在全球治理中强调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等。

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始终坚持和落实“人本”哲学。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军队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而浴血奋战，毛泽东将此总结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中国在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问题上，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主义的双重考虑，不惜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牺牲。此外，在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伟大理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综合平衡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

在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百年建设进程中，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不断丰富中国外交的哲学意蕴。1963年4月，周恩来会见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时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综合平衡的利益观。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利益观主要由国家利益观和国际利益观组成。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例如，周恩来1950年10月24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的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报告中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发扬革命的道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走向世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不仅力挽狂澜，而且通过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增加了发展中大国的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承继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义利观，他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义利观特别强调中国要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和风范。例如，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强调国际合作和努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抗疫防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时俱进的时代观。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时代观是其对时代发展总趋势和逻辑演进规律的根本观点，并以此认识世界总体形势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同列宁提出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指导中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邓小平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又进而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坚持认为和平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更多强调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上升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反全球化浪潮中成为坚持全球治理建设的中流砥柱，不断巩固和发展“朋友圈”，倡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凡此种种都是对时代命题交出的出色答卷。

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说，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立足点、时代观是其使命方向，那么国际体系观则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经历了革命抗争、参与建设、改革引领等历史性转变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期就强烈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排斥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之外。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以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基本完成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正常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不仅对于中国参与和改革国际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今后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倡导目标明确且特征鲜明的外交哲学主题思想 

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哲学的指导、支持、聚智等意义。中国在外交上重视哲学研究、哲学阐释和哲学判断在更深和更高层次上抓住本质、规划部署和有效落实党和国家的有关战略政策。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根据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倡导目标明确而且特征鲜明的外交哲学主题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主题词是“革命求生存”。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聚焦革命，批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理论，提倡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斗争求承认”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主题词。在此30年间，中国通过与美国的斗争迫使其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通过与苏联的斗争坚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通过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此等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平求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主题词。同时增加“和为贵”与“协和万邦”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并有力地批判了西方“赢者通吃”和“国强必霸”的外交哲学思想。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大求共赢”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哲学的主题词。在“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倡导和践行“天下为公”思想，增加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内涵和哲学支持。

在厚植中国外交战略的哲学意蕴过程中，发扬光大知行合一的优秀传统 

在厚植中国外交战略的哲学意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哲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中国强调知行合一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主要通过改造中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体现了革命需要积聚和发展力量的哲学思考。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哲学观，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认识世界，在不同阶段先后主张加强社会主义力量而达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目的、依靠第三世界和团结第二世界重点反对霸权主义、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等。总的来说，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略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在实践中加以实现。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他强调：“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例如，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实践中加强总结经验，在理论建设中加强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不断回应和解答其从理念构想到现实行动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与其他世界观的交流交锋中形成比较优势，科学回答世界从哪里来和向哪里去的当代重大哲学命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三次重大国际格局变化中善于哲学思考而正确应对

外交战略和国际格局的哲学思考。国际格局体现了国际主要力量对比的战略态势，是世界各国战略定位的重要依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三次重大国际格局变化中善于哲学思考而能正确应对和有效处置。

1、一战后的国际列强格局和反法西斯联盟。一战后，世界处于英美霸权的交替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等主导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共产党同当时共产国际等“非主流”力量一起，为改变列强主导的国际格局而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斗争。

2、二战后的两极格局和三个世界理论。二战后，世界形成了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决策，依托社会主义阵营使新中国站稳了脚跟。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拉开与苏联的距离直至在上世纪70年代把苏联列为国际反霸斗争的最主要目标，与此同时逐步确立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两极体系中加入和加大了多极因素，开启了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逐步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主导。

3、冷战后的一超多强和国际体系重建。美国在冷战后最初10年建立“单超独霸”世界新秩序图谋失败后，被迫面对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则在世界秩序重建中得到了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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