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周边国家很早就展开文化交流，逐渐形成所谓“汉文化圈”。周边国家的文人士大夫，不仅用官方语言——汉语来记载历史、发布政令，还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而中国本土的文人学者，如清朝俞樾、近代夏承焘先生等，也以平等、欣赏的态度对这些周边国家的汉文化成果予以肯定，编选过《东瀛诗选》《域外词选》等书。最近二三十年，域外汉文学研究更是蔚然兴起，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东亚唐诗学，则是其中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引来众多学者关注。在此，我想结合阅读、学习相关论著的体会，分享几点断想：

第一，调整研究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多方面地“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在我看来，域外汉文学研究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能仅仅是范围的拓展，更应该是水平的提升、理路的反思和框架的重组。我们不能只是沿着自己熟悉的中华本土文学研究的惯性，来研究域外汉文学。在这种惯性下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中华本土文学的“拙劣模仿者”或“模糊的影子”。我们应该走出以往纯文学的、华夏文化泽披四裔的研究格局和心态，以“互为主体”的交流、对话态度，多方面地“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

作个类比，乾隆皇帝及其御用文人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差不多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如果从精英、士大夫、纯文学的角度审视，写一部《清诗史》，一字不提这些诗歌，也没关系。但如果不将文学视为“真空”中的景观，而是意识到它有生长、发育的环境，就会不由得怀疑：乾隆皇帝持续一生、兴致勃勃的诗歌创作行为，对清诗的发展真的就没有影响吗？对此不进行研究，真的能弄明白清代诗歌的演变历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要研究，显然不能仅仅延续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纯文学研究理路，而应从政治与文学，特别是盛世礼乐文化建设与文学的互动入手，分析其对诗风发展的引导、规范效应。再如，今天很多人参与的网络诗词创作和广场舞等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也应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分析其在当代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回到域外汉文学研究，近年来，沟口雄三先生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葛兆光先生致力的“从周边看中国”，张伯伟先生从事的东亚“书籍环流”，都颇具方法论上的启示。从事研究前，我们恐怕须要问一问：作为中国人，应该如何“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这种“激发”，又能为我们更深、更真、更新地认识自身伟大文学传统、进行当代文学创造带来什么？

第二，“比较”作为一种思维习惯，应渗透于所有研究及其过程的始终。要善于通过“比较”，敏感地捕捉、提炼域外汉文学与中华本土文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不少朋友在史料梳理、分析上花了很大工夫，但是因为缺少“比较”这根弦，读其论文，感觉研究对象仿佛处于“真空”之中，既看不到其与母国汉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其与中华汉文学传统之间的异同；即使研究对象有某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特点，也被这种面面俱到、就事论事的描述淹没了。域外汉文学“同体异质”的特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更有价值：它不仅可以为我们的伟大文学传统“增值”，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切实的启示。

第三，域外汉文学研究的常见论题——接受、影响研究，应走出单薄、片面的言论排比。研究某诗人接受史的博士未读过诗人的全集，甚至选本也没读过，而能敷衍出一篇二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不在少数。长期以来，我们的接受、影响研究皆以言论为中心，忽视甚至无视具体作品风貌的比勘、分析。而事实上，一个作家的言论往往针对具体情境而发，可能会有彼此抵牾、矛盾之处，而且，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也不一定完全一致（职是之故，罗宗强先生才要提倡所谓“文学思想”研究）。我们应将作家们的言论主张和作品风貌结合起来，进行仔细的比勘、分析，这才是接受、影响研究的正途。

第四，唐诗学研究还应超越唐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诗不同于宋诗、明诗、清诗等其他朝代的诗。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星空中的太阳。唐代以后，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诗学典范进行编选、评论；即使那些不满唐诗者，也常常带着“弑父”情节或“影响”焦虑，通过对唐诗的否定性评价提出新的诗学典范。这使历代唐诗学具有了超越唐诗的普遍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典诗学及诗歌阐释学的很多重要范畴、命题乃至理论体系，都是通过围绕唐诗的言说形成的。因此，我们对唐诗学的研究，不能局囿于唐诗的接受史、传播史，还应由小见大，承担起重构中国古典诗学及诗歌阐释学的重任。东亚唐诗学的研究，还应在此基础上，引入中日、中越……乃至东西比较的视角，挖掘带有世界意义的论题。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和域外汉文学（东亚唐诗学）研究的缘分。十年前，读博士时，我对“宋人选唐诗”做过一些研究，出版了专著《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我之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地择取“宋人选唐诗”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是因为那时正痴迷于诗词创作，体会到诗选像字帖一样，在古代往往是标举诗学理想、供人揣摩的诗学教材。也正是为了解决自己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我对域外汉文学很早就有关注，诵读过程千帆、孙望先生的《日本汉诗选评》。叶嘉莹先生主编的“诗词名家讲”丛书，第一辑选本编特意收录了此书。在我看来，只有关注到域外汉诗，中华诗词的版图才是完整的。而且，身处“异空间”的域外文人用诗词书写不同于中华本土的风土人情、事件感触的经验，是可以为身处“异时间”的我们书写当下生活提供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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