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首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的必然结果。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毛泽东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有其必然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的王明还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担任着共产国际的执委，博古是他去苏联前指定负总责的中央领导人，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但也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具体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会议。特别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处理了中共领导人变动这一重大人事问题，即：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团”，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些重要人事变动在过去都是要由共产国际来决定，或至少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其指令。在实践过程中，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它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更多的思想和组织控制干预权力，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国际的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该经常地向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才能生效；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章程的这些规定，实际上破坏了革命导师倡导的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规定。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电台联系。原因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我党上海地下电台的有关情况，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为了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张浩奉命回国。张浩化装成小商人，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宁边区，他带来了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从此才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亲身经历过中共与共产国际交往的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独立自主”视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总结历史上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交往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深刻结论，是值得我们永远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