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政府努力在做的重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就开启了 “消除贫困的战争”，而且还通过了第一部反贫困立法《经济机会法》，试图解决美国社会结构中深层的贫困问题。这里简单以约翰逊时期所开展的政策作为个案对比，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所彰显的“特色”。
      
       **内嵌于制度的“正义”
      
       是否应该反贫困和针对哪些人实施反贫困政策，是各个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问题上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不同，“消灭贫困”被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是一种制度性的“正义”。
      
       反贫困在实践中涉及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互动与合作，其中，社会民众是否在理念与方式方法上取得共识，是能否顺利开展反贫困政策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大部分美国民众奉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穷人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在少数左派的论述中则比较重视反贫困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在接受来自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完善。其中，社会保障制度便是有效平衡与缓解社会危机与矛盾的重要手段。

      
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不过，对于贫困援助的对象，多数美国人认为主要应该集中在鳏寡孤独的人群，而不应该过多地资助其他人，否则将产生一种对善的“害”。所以约翰逊政府在推行“伟大计划”时，主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机会”上面，即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纳税人，增加社会总财富，减少贫困带来的社会不安和动荡。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马克思认为贫穷是由于私有制与资本家的资产积累造成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上，消灭贫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消灭贫困的理念上，中国共产党将其视为一种应然性的“正义”。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贫穷”是否能够消灭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建设得好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消灭贫穷是一种“公正”、 “责任”的体现。同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资扶贫事业，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是我国民众的“共识”。
      
       **脱贫攻坚成就彰显强大政治优势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制度、立法等推动反贫困相关计划，涉及一些社会动员如“社区行动”。“社区行动”旨在 “动员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资源”参与反贫困斗争。当时，这项行动中也涉及政府、企业与非营利性结构的连接与互动。但由于相关法条不够明确，滋生了一些激进组织，同时产生了大量腐败，甚至激发了社会冲突与矛盾。
      
       在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创造这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长效机制与内生赋能的有机耦合
      
       美国通过立法来解决贫困，一方面出现了社会保障阶段性结束之后重返贫困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反复领福利的现象。社会保障与福利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督与鉴别，导致偏移。可见，通过直接给予资金或者物质的支持，并不能真正激发贫困人群的潜能，反而更容易产生短期效应。这也导致部分贫困人群“返贫”，难以彻底根治和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政府不仅致力于激发贫困人群的内在创造力，帮助贫困人群自我脱贫，而且还建立了一系列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政策延续保障机制等。如此，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就不是暂时的，更不是短期效应为主的，而是形成了有效地激发内在潜能、防止返贫的长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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