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双语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精选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藏书中的汉籍善本100部，加以科学准确的著录，希冀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李约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一窥其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经历。近日，中西书局编辑宋专专对图目英方主编、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Moffett），中方主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编委之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徐艳进行访谈，围绕李约瑟汉籍收藏，谈论他作为西方汉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
图：晚年李约瑟在书房（全文图片选自《善本图目》）
宋专专：中国读者对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比较熟悉，但可能不会想到他拥有丰富的汉籍收藏，请莫弗特馆长先介绍一下李约瑟线装书收藏的概况.
莫弗特：我所在的图书馆拥有西方最大的私人藏书之一，即李约瑟先生的汉籍收藏。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收集这些书籍，并非因其稀有性或版本精美，而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所用，这点从藏书中的注释、标记的段落和制作的签条可知。
李约瑟最早的中文藏书可能是1938年鲁桂珍送他的，是中国人学习古代汉语的童蒙读物，他在这些书上做了大量批注。
1943年他前往中国，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使他在中国访问了330多家组织机构，并接触了大量政治人物、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普通百姓，这使他后来有机会收集中文书籍，例如傅斯年曾送给他《天工开物》的印本。他返回欧洲后，尽管中国当时的战乱带来了种种困难，但竺可桢和李书华等朋友仍在继续帮他广收书籍。
1949年以后，李约瑟多次来中国学术访问，就藏书而言最重要的是1952年、1958年和1964年。中国科学院的老朋友再次帮他购买不少书籍。如果没有这批收藏，可能也就没有后来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的大量文章。在此意义上，它是中英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一座丰碑。
宋专专：徐艳老师在剑桥大学访学时也去拜访过李约瑟研究所，您能否圈点一下这批藏书的特别之处？
徐艳：我是2013年6月到9月在剑桥大学东亚系访学。剑桥大学东亚系有悠久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的“威妥玛式拼音法”，相关的两位学者威妥玛和翟理斯，都是东亚系中国学最早的创始人。李约瑟研究所在整个剑桥大学的建筑群里是非常另类的，剑桥大学的建筑都有上千年历史，混合了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李约瑟研究所是偏东方风格的，他和他夫人的墓碑就在研究所的菩提树下。
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它完全是以李约瑟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对书进行分类。图书馆内的李约瑟藏书本已有编目，也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总编目中。但莫弗特馆长邀请我查看了他收藏的古籍中尚未被整理的部分，我们发现其中一些善本的版本考订尚未完成。
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很多书里面夹着批注，这种书被自然使用的状态，只有在一个保存非常完善的私人图书馆里才能看到。就些批注让我觉得很接近李约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交往，他看到什么书，有些什么想法，都写在这些批注里。所以我当时想根据李约瑟的其他资料，比如日记、索引卡片等，做一个李约瑟的藏书纪事考。
宋专专：我们知道陈正宏老师对这批汉籍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著录，请您简单谈谈整个编目过程。
陈正宏：其实我最初对这个收藏的整理，兴趣并不大。从编目的角度来讲，最希望整理没有编目过的收藏。李约瑟的藏书已经有一个线上目录，另外，他的汉籍收藏中，有一块很重要的收藏是中医方面的书，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教授在很多年前已经对中医书籍做过一个比较好的书目。我当时在法国编目，抽空去了剑桥，看过这批汉籍后发现，还是值得重新整理一下。首先，已有的线上汉籍目录是个英文目录，而且只是个书名目录，没有版本信息，也丝毫看不出李约瑟为何对这些书有兴趣。第二，李约瑟的书里确实有些不错的书，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普通汉籍很不一样。
跟莫弗特馆长讨论以后，我们商定，主要是编李约瑟藏书中古籍部分的目录，分两步走：首先把全部古籍过一遍，把善本挑出来，编一个善本图目，这一步已经完成，最近由中西书局出版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简称《善本图目》）；在此基础上，把所有大约不到700种古籍编一个普通的目录。
李约瑟的书籍非常有意思。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他收藏的绝大部分是子部的书，而且子部中有很多奇怪的书。集部的书则几乎没有，后来发现了清代同治年间嵩申考进士的一个朱卷。朱卷类似于我们高考的考卷，考取进士后，为了光宗耀祖，就把考卷出版，出版过程中又把祖宗十八代和自己的简历全部附上。这就是李约瑟汉籍收藏中唯一的集部的书。我们后来把这个履历和上海图书馆编《清代朱卷集成》中的比了一下，发现作者还修改过。具体著录时，根据实际内容，把它算在史部的传记类里，这样比较合适。
整个《善本图目》包括100种书，我们分经史之部和子丛之部。经史28种，其中经类11种，史类17种。子丛之部分了两卷，上卷共43种，包括儒家、兵家、农家共14种，医家16种，道释类、附耶教一共13种；下卷共29种，术谱类15种，杂家类10种，类书丛书类4种。这个分类是以四部分类为基础，略加调整，基本显示了李约瑟藏古籍善本的特色。
特别要提出的是，医家类是在郑金生教授所编目录中选了16种，但版本认定上我们有所修改。比如其中的《本草纲目》，原本认定为明刻本，我们研究后发现是一个清代翻刻本，而且不全。比如非常有名的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原来著录是成化年间翻刻，后来我们请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郭立暄研究员鉴定，认为要比成化晚一点，是嘉靖年间翻刻的。
宋专专：李约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所藏并非精美罕见的善本，那么，整体地看这批汉籍收藏，在版本学意义或其他方面有什么特色和价值？
陈正宏：总体而言有这些特色：一个是藏书跨度非常长，尽管没有宋本，但有一个元刻本，这个元刻本当然是很晚印的，下迄晚清的一些石印本，有些石印本很不错，比如《会通机器图说》，是光绪年间潘氏愈愚斋的自印本，中英文对照，也很漂亮，外面买不到，图书馆也很少见到。
第二个特点是有域外汉籍收藏，即除了中国古籍以外，还有日本、朝鲜的汉文古籍。我们研究古籍不仅要关心中国的古籍，还要关心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的汉籍。李约瑟藏书中发现了一个朝鲜本，时间上并不算太早，底本大概是朝鲜的万历时期的，有中国的年号，影印应该是在50、60年代。它的稀罕之处在于，不是韩国影印的，而是朝鲜影印的。韩国藏汉文文献不少，朝鲜的书我从来没见过。
第三个特点，多中外名人和机构赠书。傅斯年除了送他《天工开物》，还送了一个《周礼郑注》的影印本，有亲笔签名。还有像《周易》这本书，书本身无甚特别，是个同治刻本的民国重印本，但递藏关系很有意思，先后由民国时期教育家何思源、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收藏，有两人的钤印。高罗佩是很有中国情调的，“高罗佩藏”的印不止一个，刻得很漂亮，还有一个他的斋号“芷台”的印。
从藏书中还可看出，李约瑟长时间坚持研究中国科技史，离不开从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支持，所以他的有些书是机构送的。有些书上有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藏印，是当时竺可桢校长代表学校赠送的。
还有个特点，藏书有很多批注和签条。这些签条有相当部分是李约瑟亲自做的，而且一本书上常常有多个签条。也有很多是李约瑟身边的王铃、鲁桂珍等人，为了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做的。善本和平装书上多有签条，可以请徐艳老师展开谈谈。
徐艳：他的批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纸条夹在书里面，还有一种是写在图书的扉页上。都很有趣，特别是写在书的扉页上的，涉及李约瑟当时和很多中国学者的交往。40年代李约瑟做英国驻中国大使的科学参赞，结识了很多中国重要的人物。当时郭沫若、胡适等都曾送书给李约瑟。胡适送他的书里夹着一份报纸，我一看，报纸上有一张胡适的照片，还有讣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李约瑟当时收集了登有胡适讣闻的报纸夹在以前胡适赠送的书里面。
李约瑟因为交往了很多人，他的资料室里有一个卡片箱，每一个卡片上写着一个他交往的中国学者的信息。而他藏书的扉页上又经常写着，书如何得来的，他如何和这些学者讨论这些书，等等。卡片和扉页的批注可以相互参看，互为呼应。比如有一本《墨经易解》，他在扉页题签上写着他和当时的学者怎么评价、讨论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对墨子溢美太多，有过多现代的观念，梅贻宝（当时燕京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弟弟）也同意这个观点。这些材料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批藏书里有很多故事。
另外，李约瑟很喜欢《抱朴子》这本书，认为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经典著作。《抱朴子》在60年代由James R.Ware翻译成英文。李约瑟当时给这个译本写了一个书评，很是赞赏。他也提出一些问题，用题签的形式夹在译本中。《抱朴子》是道家的经典，译者把“道”翻译成“god”，李约瑟在批注里就写道，这样的翻译几乎是把天主教的神学加给葛洪了，他并不太同意。这些都体现了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
陈正宏：我们这次编目，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李约瑟作为一名科学史家，与他的好朋友竺可桢教授有颇多相似之处。竺可桢会在日记里记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李约瑟也是，每次到中国访问，具细资料他都留着，1950年代的购书发票他也都留着。在明刻本《神农本草经》里，就保留了一张1952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购书的发票。
宋专专：我们研究西方汉学家读过些什么书，也能一窥西方汉学的发展历史。现在我们看李约瑟这些丰富的汉籍收藏，从中能够获得怎样的对西方汉学研究的新认识？
陈正宏：我们这一代人对李约瑟还是有感情的。我的小学时代，别说见到外国人，就连名字也很少听到，最早熟悉的基本上就是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还有就是李约瑟了，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的书我最早读的，大概就是他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纸与印刷》分册，是由钱存训先生执笔的，写得很好。
这次在剑桥编目，我对李约瑟有几个非常强烈的感觉。第一个是觉得现在把他的英文版书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不对的，“文明”两个字缺失了。我曾经说过，研究西方汉学史不光要看欧洲汉学家写过什么书，还要看他们读过什么书。这次编图目的过程中，就深切地感受到这点。李约瑟不是一个视野狭窄的科技史小众专家，他是真的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有强烈的兴趣，想要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他的藏书里有他非常大的关怀在。李约瑟非常重视理学的东西。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了一部清内府刻本的《御纂朱子全书》。我第一次去，莫弗特馆长就让我看这本书，他觉得我是研究版本的，应该对内府本感兴趣。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李约瑟为什么会读这个书。这部书的卷四十二《性命篇》里有“事事物物，各有其则”，李约瑟对这个“则”作了批注，探究这个“则”到底是什么，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还是其他？我们在编目时不断看到，他在讨论问题或者读书时，非常关心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他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一点一点理解中国的。所以后来他的科技史著作越写体量越大，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试图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研究和表述得更完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超越常人的眼界和能力——以颇具个人色彩的巨著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个感受，这次编目，我们发现了他的很多藏书印，不光钤在书上，连印章实物俱在。从这些印章可以看出，李约瑟非常向往像中国传统文人一样生活，这和一般理科出身的科技史专家很不一样。他最早的汉文印章，应该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鲁桂珍，请人帮他刻的，“李约瑟章”四个字，看起来就是民国时候图章店里刻的极普通的姓名章。后来他就开始玩斋号章“十宿”，再后来他还有闲章，像“走马观花”“含英咀华”，用的都是中国成语。因为我是杭州人，这次编目，看到李约瑟的一个印章来自杭州西泠印社，就很激动。我还考证出来，西泠印社给李约瑟刻图章的篆刻家叫韩登安，曾担任西泠印社的总干事，是浙江文史馆的馆员。我们还在李约瑟保存的原始文献里发现了他给韩登安画的印章草图，印文是“和光同尘”，还写着刻好后送到杭州饭店420号。而韩登安呢，刻完以后，除了送印章，还用打印谱的方式，给李约瑟送去钤印的样子，笺纸还是韩氏自制的，这些李约瑟都带回剑桥，一直珍藏着。这种玩法，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玩法，不是一般科学家的玩法。这点对于今天完整地理解李约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他真是一位独特的西方学者，是能够进入中国文化深处，像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一样生活的西方人。
韩登安制印“和光同尘”
李约瑟给韩登安的印文草图和韩登安给李约瑟的钤印
第三点，我也注意了李约瑟所藏善本线装书的一些版本。其中有一本《橘录》，其实应该是明代弘治年间的一个翻宋刻本，但是李约瑟买进来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宋本买的，是被骗了。不良书贩给这部伪宋本做了假的题签、假的黄丕烈和何焯的跋，还盖了一连串的假印章。李约瑟呢，买了个“宋本”，起初还很自得，专门请钱存训看。钱存训看了，说是假的，并写了篇文章详细加以考证。李约瑟就把这篇文章郑重其事地和这部伪宋本一起放进函套里。有人觉得李约瑟看本子的水平太差，闹了笑话，但我不这么看。我们在编目中发现，同样的书，李约瑟会买不同的版本，这说明他对中国的古籍版本是有意识的。一位科学史家偶然在古籍版本方面上个当，有点可惜，但无伤大雅，难得的是，他能够在阅读或者利用中国古籍的时候注意到版本问题。
从这三点来讲，我觉得他真是了不起。
宋专专：他是在用我们做传统学问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可以看出这一代的汉学家功力确实不一般。
陈正宏：李约瑟已经比之前的汉学家像翟理思、沙畹等低一辈了，他基本上是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那一辈（他是1900年生，蒋先生是1903年生）。他居然能够收到将近700部汉籍线装书，这几乎和我们老师那一辈学者是在同样的基准线上做研究。西方的这一代汉学家里，能这样重视线装书的已经很少了，何况他还不是汉语科班出身的，这以后也很少有这样的汉学家了。
宋专专：《善本图目》编定后，除了可供专业读者了解李约瑟的汉籍收藏，还能给爱好文史的普通读者提供哪些有意思的信息？
陈正宏：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买过一本李约瑟的传记，叫《爱上中国的人》，是一个叫西蒙·温彻斯特的英国人写的，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他把李约瑟写成了一个沉溺于三角恋里的浪荡公子。其中有一个情节，讲李约瑟和鲁桂珍刚在一起的时候，鲁桂珍教李约瑟学汉字。作者的想像是，他们两个人都会抽烟，鲁桂珍就给李约瑟写了“香烟”两个汉字。这么缺乏想像力的情节，亏他写得出来。李约瑟是怎么学汉语的，这本图目里就有答案。他的汉籍中有两种非常初级的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一本是《三字经》，一本是《女儿经》。《三字经》的封底，有李约瑟自己用汉字一笔一划写的“桂珍送给大哥的”几个字，下面是鲁桂珍给他题的：“李约瑟存，珍妹赠。”翻到书中的内容，看看鲁桂珍怎么教李约瑟。“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三个字用铅笔加上了拼音，“初”字下面还标记了英文beginning。他是这样学中文的。我想这不是简单的恋爱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怎样传播到西方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桂珍女士也非常了不起。
作者：宋专专 莫弗特 陈正宏 徐艳
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