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当今人文研究的影响，最大者无疑是各种五花八门数据库的开发、升级和应用。这深刻影响了今日的学术生产，离开数据库，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撰写论著。一股“数字人文”的研究浪潮正悄然兴起，大有燎原之势。我们应顺势而为，着重做好以下两点：

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具体、细密，更有“实证性”。

“实证性”是现代学术的重要标志。古代对于文学、艺术的言说，通常追求纵情直观、悠然会心的欣赏，带有笼统性和随意性。后来虽然发展出了乾嘉朴学，但主要波及经、史领域。到了近代，我们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才使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实证性”。平时读一些论文，深感有些学者为了论成其说，常常“拿着放大镜做学问”，无视反例，不见森林。比如，有人提出宋诗具有某个特征、创作倾向或中国诗学具有某个传统，而不管他说的这些诗作在20多万首宋诗以及数量更多的古典诗歌中究竟能扒拉到几首，究竟占有多大比例。而有意识地利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恰恰可以提升结论的可靠性。当然，此类研究应该“借器之势（利），出道之新”[这是我编辑王兆鹏、郑永晓、刘京臣的精彩对话《“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时拟的正标题]，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旨归，不能什么都拿来统计，用数据“包装”常识。

二是大数据创造了“重写文学史”的契机，我们应紧紧抓住。

说到重写文学史、重构文学史景观，窃以为，除观念变革外，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占有与呈现、分析”。就后者而言，大数据正在孵化一场“革命”。过去，我们只能通过编纂年谱或编年文学史，对单个作家或少数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系地编年，比如于北山先生的《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即使有了很多这样的著作，我们去阅读，囿于人脑局限，也很难在脑海中拼贴形成全面、立体、发展的文学史景观。而王兆鹏、刘京臣等先生开发的“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则能竭泽而渔，而且，据说升级后，可以借助软件、型模呈现任意时期、任意人群的文学创作在主题、情感、观念、意象、技法等方面的演化轨迹。这不仅会为传统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时也会开拓很多新的问题域，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史景观更加清晰、丰富、客观。

作者：陈斐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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