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立体、多元的蓬勃景象：从西方引进的诸多理论、方法都得到了尝试，重要乃至二流、三流作家、作品、派别、文学现象等都受到了关注，探讨的体裁、题材也很丰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基本上都涉及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文学史认识的“像素”。然而，最近十多年来，人们普遍被一种“创新的焦虑”所笼罩。在此状况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反思既往成绩与不足，敏锐感知、把握当下时代的新态势和新语境，思考研究如何“再出发”的问题。在此，我想抱着献芹献曝之心，结合平日的积累、观察和思考，将一些想法分享出来，供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同仁和在读的研究生参考。因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研究也需抓住时机。下面，我就重点从“观念”“技术”和“路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触。

首先说“观念”。

第一，应重视起“连续性”的研究。

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旋律鼓动下，先贤提出“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文化以再造新文明的文化发展战略。鲁迅即曾愤慨地说：“‘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真假堂吉诃德》）足见其文化主张背后的现实关怀。这种不破不立、二元对立的文学、文化发展观念，影响了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即我们将文化建设看作盖房子，认为必须将老房子（传统文化）拆掉，才能在其地基上建新房子（新文化），老房子拆掉后剩下几片瓦、几块砖是完整的，扔掉可惜，盖新房子时可变废为宝、尽量利用。如此看来，传统文化和新文化是两个对立的有机体，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建设而言，只有“碎片化”的价值。

今天，我们已解决了“救亡图存”问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倒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安全”“文化自觉”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为此，我们因时制宜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并从“文化基因”的高度审视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这种认识正在走出过去不破不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一条不能也不应割断的时间之流，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郭象语）的“通史”精神的继承、发扬，无疑更为科学、客观（参见蒋寅、陈斐《探寻现代汉诗书写的另一种可能——关于近现代诗词研究与创作的问答》，宋湘绮、莫真宝主编《当代诗词研究》第2辑，中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在此崭新的认识下，古代文学研究亦有必要发扬“通史”精神，重视起“连续性”的研究。

受过去不破不立、二元对立文学、文化发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特别强调“变革”“转型”，对“变革”“转型”发生的“时间节点”或者说历史分期的研判，也基本遵循或受制于西方文学、文化史的发展逻辑与论述框架，而对中国文学、文化自身内在的演变理路尤其是“连续性”有所忽视。

以唐宋文学研究为例。前不久，《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唐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将唐宋文学放在一起研讨的学术会议，颇有意味。今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年会上，陈尚君先生致辞时也说“唐宋是一家”。历史分期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它往往蕴含着重要但又为人们习焉不察的史学观念，特别是相关两个朝代彼此关系的认识。在我们传统的史学叙述和古代文学教学体系中，通常是将唐宋作为同一个阶段或版块看待的。但随着“陈寅恪热”的兴起，陈先生所认同的“唐宋转型说”“宋代近世说”，在学界受到广泛认同，几乎积淀为研究者的常识。受此影响，学界产出了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谢琰的《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但同时，我们对唐宋两个朝代以及唐宋文学的“连续性”有所忽视。苏州大学以研究唐诗名家的吴企明先生，也笺注过宋代刘辰翁、辛弃疾的词，介绍经验时，他说，自己注宋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熟悉唐诗的甜头（参见戴一菲《文集校笺见笃实，诗画融通出新裁——吴企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我从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对“宋人选唐诗”做过一些研究（参见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分析过这类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学观念、诗歌风貌之间的联系，也注过唐诗、宋词，对此亦深有同感。唐、宋诗词在意象、典故、句式、诗意上都存在紧密关联，刘京臣《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细密的开拓性研究。西方对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慢慢重视起两者之间的“连续性”。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主张，恐怕与此学术潮流不无关系。“继承”与“转型”，实乃一体之两面。在“转型”受到三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强调之后，我们有必要发扬传统史学的“通史”精神，重视起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内在的演变理路特别是“连续性”，全面、辩证地看待“继承”与“转型”的关系，并尝试在此前提下进行分期、研究。

第二，应重视起“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大致可用“西学东渐”四字概括。一方面，西方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大肆输出其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积极向西方学习，难免有些人激进地认为“现代化=西化”。两方面的合力酿成了一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并形塑了现实的文化生态，距离我们悬为“应然”目标的打通古今、融汇中西——“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还有很大距离。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够反思，能够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为当下和未来寻找更好的出路，所以我们应告别“历史宿命论”。如果说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化正在遭遇一场“转型”，那么我们不应将这场“转型”看作“完成时”，而应该看作“进行时”，应该在对以往“转型”的总结、反思中为当下和未来的“转型”寻找和设计更好的路向。

当然，我完全不是否认中西文化有会通之处，不是否认借用西方理论从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合理性（如果能够丰富、深化我们对自身伟大传统的认识，又何乐而不为呢），不是否认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只是在提醒、强调，人文学术的民族特性是不能像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被通约、消解的，在“西学东渐”已经发生了一百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目前学术、文化生态中不无危机的情势下，我们有必要着重考虑如何接续自己的文脉。这是我们中华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指望汉学家来担当，或者我们也像汉学家那样“以西释中”。接续文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回应西学、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不矛盾，两者实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

我们现在学术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格局，基本上是近代“整理国故”那一批学人奠定的。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影响下的“文学概论”，作为“前理解”，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存在一提理论创新，便似乎只有向西方不断取经的现象。今天，面对这样一套研究体系，我们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它是否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语境，是否能够触碰并接续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魂？二是它究竟还有多大开拓空间，是强弩之末还是前景广阔？显然，这套研究体系主要把“中国古代文学”当作西学视域下的普遍“文学”来审视，而忽视了其民族特色，扞格不小，而且，经过前辈一个世纪的耕耘之后，我们再跟着开拓、创新，确非易事。职是之故，提升理论创新能力、重构本土学术话语，才会成为令我们普遍共鸣又非常纠结的心病。

从这样的角度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我们应重视起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应秉持历史意识和国际视野，在通观古今、中西、新旧的视域中，带着当下崭新的生命体验和问题意识细读经典文本，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刻领悟、作家的深刻了解、现象的深刻体察和评论的深刻体味中，像刘勰撰《文心雕龙》那样，梳理、提炼更加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生语境和演变特征的理论，并尝试将之应用在文学史研究实践中。据我观察，西方学者亦是这样进行理论创新的。沈松勤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发表的《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一文，是不错的尝试。

不过现在，我们这代学者面临的又一困境是：我们对文本的感悟力和解读力普遍不高（参见陈斐《近年来诗歌注释存在的问题》，《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这与现代学术将“研究”和“创作”断为二事密不可分。小说、散文研究相对好一些，诗词研究领域，此类问题最大、最多。这是因为，小说、散文的表意相对直白、连贯，而诗词的表意则具有含蓄性、暗示性和跳跃性。前者类似于楷书，一个人即使没写过毛笔字，也大致知道笔画顺序；而后者类似于行书、草书，如果没有深切的书写体验，是难以弄明白笔意、笔势的，更何谈品评作品之高下。正是因为缺乏创作体验，所以我们虽然身为中国人，但实际上很难体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古代相关评论的独特魅力，而要提炼、构建本土理论，又必须以这种体味为前提和基础。这是我们现在进行理论创新、重构本土学术话语，面临的真正“症结”和困难所在。因此，我在很多场合一再呼吁“提倡学诗，重构诗学”。

作者：陈斐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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