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结束英国的留学生涯回国，丁文江已近七年没有迈出国门。期间，他“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大量时间在野外考察中度过，“居京师实不及四载”。这七年也是丁文江沉潜研究、开拓领域的奠基时期。1913年起，他负责地质研究所学生的教学和培养，1916年负责创建中国地质调查所并于1916—1921年间担任所长。
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丁文江终于再次出访。之前在英国求学期间，他虽然曾到欧洲大陆游学，但与欧洲学术界交往的有价值史料甚少。1918年12月14日，丁文江出访欧洲，中途经过美国进行访问，后在英国、法国加入了梁启超一行，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许多活动。丁文江在旅途中迎来了忙碌的1919年，而这次欧美之行，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重要转折，开启了和国际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界交往的契机。
因为种种原因，丁文江、徐新六等三人未能与梁启超等人同行，而是乘坐日本邮轮伏见丸号，于1919年1月16日先行抵达美国，并作短暂停留访问。丁文江则抓住这一机会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
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丁文江于1月24日参观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拜访了古生物学家威廉·希利·达尔（William Healey Dall），并请他研究三门系的化石，以确定种属；还与史密森学会的秘书、著名古生物学家查尔斯·杜立特·沃尔科特（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会面。之后，丁文江通过沃尔科特的介绍，前往纽约拜访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Henry Fairfield Osborn）。事不凑巧，奥斯朋当时不在纽约，因此未能谋面，但之后两人开始了通信交往。在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丁文江可能还拜访了古生物学家马修（William Diller Matthew）。
中国留英学生在伯明翰的合照（1909），后排左三为丁文江，前排左三为徐新六，右一为钱宝琮。钱宝琮先生之孙钱永红先生提供
1月29日，丁文江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曼哈顿宾馆致信奥斯朋，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概况，并谈到了筹建图书馆的必要性，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中国地质调查所约三年前成立，有近二十位员工和一座地质博物馆。创建伊始我们就感到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座专业图书馆。然而我们也意识到由于战争带来的运输不便是极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决定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战争终于结束，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向所有的的科学机构求助。美国的Smith博士与Walcott博士已经答应将尽可能齐全地给我们寄一套他们的出版物。也许我可以期待您不会拒绝给与我们您最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当然是地质学，但是所有相关领域如生物学等等的论著我们都很欢迎。
因巴黎和会，我正在赴欧的旅途之上，有事请与中国北京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翁文灏联系。
先此致谢！
丁文江敬上
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丁文江
2月7日，奥斯朋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愿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精诚合作，并安排图书馆员提供相关出版物：
1月31日当我回到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之时，非常遗憾地听说错过了您的来访。我急切地告诉您我们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并且这就开始：我们将从存留的副本中给您寄去尽可能完整的全套博物馆出版物。
我个人已经请奥斯朋图书馆的馆员准备全套我本人和古脊椎生物学部同事们的出版物，以及我的论著目录。
如您要求的那样，我将这封信寄给北京的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翁文灏。
请相信我，衷心期望在您的领导下这一伟大学科取得发展，并且预见在我们的推动之下双方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的友好合作。
丁文江卓有成效的访美行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其中功不可没。1914年，安特生作为北洋政府的矿务顾问来到北京，来华前的1910年，因主办国际地质学大会，已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交往的人际脉络，这些人脉无疑也分享给了丁文江。丁文江国际视野的扩大，中国地质事业能够得到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位“客卿”的巨大帮助。筹建地质图书馆不仅是丁文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愿望，并且也出于安特生个人研究之需。几乎与丁文江同时，安特生已在1919年1月19日致信奥斯朋，请求自然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交换书刊，因此丁文江和安特生可以说是双管齐下，共同表达了与美国交换书刊的迫切愿望。对于来自中国的请求，奥斯朋则非常热情，多次指示下属尽一切力量给予中国地质调查所帮助。
丁文江在纽约给奥斯朋写信之后便乘船赴欧，在巴黎期间收到了奥斯朋的回复，但迟至4月22日才回信。信中解释他因去洛林地区考察铁矿，后染流感，未能及时回信，并向奥斯朋表达了感激之情，表示地质调查所正处于建立科学声誉的阶段，在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像美国人那样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努力表示同情，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来自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最初鼓励。
作者：韩琦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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