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图书馆为此特别印行袁同礼与赵万里所编之《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争求国内学者意见。并由馆长蔡元培与副馆长袁同礼为此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加“未刊”之名不妥，“以本馆近年所收宋元明旧刊或旧钞之本，一一比勘，四库本窜改摧毁之处，不一而足。今兹影印，凡有旧刻及旧钞足本，胜于库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本来面目”。而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复函中说：“未刊者三百馀种，虽见著录，刊于宋元，而流传已少，有同未刊，是定名为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又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但板木追究无穷，采访尤费时日，善本虽有，乞假非易。且以库本与刊本并印，与普通丛书相同，恐不符此次印行四库存其真相之原意。而且四库以价值定其去取，观点不同主张难统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选择，则未当选之未刊本，永沦于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预定组织一委员会，审定目录，藉收各方宏议，以定去取。现因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已成定议，未便更改，而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并说，“关于筹印四库底本事宜，可否请北平图书馆担任”[《补白：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两篇文章》：“兹悉袁氏曾与蔡元培联名具呈教育部，陈述意见，教部则似未能采纳。因此北平图书馆似否仍加入合作，亦成为问题。兹录蔡袁两氏与教部往复两文如次。”天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二期（1933年8月14日）。《北平图书馆馆长及副馆长上教育部呈》（二十二年七月五日），《教育部长复蔡袁二君函》（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4日《文学副刊》第二百九十三号）]。 明显教育部不接受北平图书馆“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建议。

蔡元培

袁同礼去南京贡献意见，于8月3日返北平。他与记者专门谈及：“本馆为贯彻此项学术上主张起见，特印行《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分寄国内外学术机关及藏书家，征求意见，一月以来，各方覆信，一致赞同，足征本馆之主张，已成学术界之共同主张。本人在沪时，曾与蔡孑民先生联名上教育部一呈，沪上精通目录版本之学者，如董康，张元济，徐乃昌，刘翰怡，叶恭绰，冒广生诸先生均力赞此项主张，并由叶君主稿，联名致函教部，贡献同样之意见。”（《影印四库全书 应聘通人严定去取 藉收集思广益之效 蔡元培袁同礼向教部建议》，《华北日报》1933年8月4日第七版）天津《大公报》8月14日在《文学副刊》也刊载了袁同礼与向达合写的《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以及王重民的《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袁同礼与向达此文也刊于《北平晨报》1933年8月14日第十二版《北晨学园》；该版8月15日还刊有谢国祯、李益华、刘节、谭其骧、胡鸣盛等人就同一话题撰写的文章；8月19日又刊登王庸《四库全书的价值和影印》；《北平晨报》又把1933年8月21日、22日《北晨学园》辟过“讨论选印四库全书专刊”）。

1933年8月11日，有陈寅恪参加的二十五位学者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对影印四库全书的意见：

雪艇先生部长大鉴：近报纷纷传大部有筹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之议，且将开始工作矣。宣扬文化，提携学术，无任钦佩。惟此事体大，非徇一二人之意所能立致，兹有二事，未敢默尔，谨为先生陈之，管龠之见，或有补于万一，幸垂查焉。

（一） 四库全书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应采用他本也。考四库成书时，馆臣任意窜改，有恶其内容不雅驯者，如周南山房集之删疏文周孚蠹斋，铅刀篇之删祷雨文是也。有恶其行文对忌讳者，如黄宗羲《明文海》，凡明人制夷御侮之作，多加删落。以稿本《明文案》比勘，便可了然。其著例也。此外宋元人文集奏议中精粹语，为库本失书者，又何止千数，而卷数之增出倒置，序文之刊落改削，更无论矣。有据残本入录而原书尚存天壤间者，有据辑本入录而所辑实未完善者。凡此种种，目录学家类能言之。今兹选印，似应向海内外公私藏家及专门名家广征意见，严定去取。所有各书无他本可代者，则汇为甲编，以示别于他书。至其他各书，虽近世无覆刻本，然宋元明旧刻，或旧钞具在，较库本高出百倍，或即库本所自出者，则汇为乙编，与甲编之书，互为表里，相辅而行。甲乙两编，拟定名曰四库萃珍，（或以他名代之亦可）而详著编辑改革之旨于凡例中，以明示后人。如此则二难并矣。

如谓乙编之书，既非库本，似不必与甲编合印，以昭划一。实则甲编之书，悉用库本，本已无甚价值可言，今有乙编辅行，使甲编之书为之增色，海内外学人必奔走相贺，使天下后世知大部筹印此书之经过，非草率将事者可比，岂不善哉。如谓乙编之书征集非易，善本无穷，乌能立致？此亦过虑。且中国版本目录之学，至今日而极盛，国内固不乏精通斯学之士，国外亦有闻风继起者。关于调查编制诸项，尽可延聘专门名家，或委诸以藏旧刻善本书著称之公私图书馆与中央图书馆，共同负责办理。限以时日，事必能成，是非得失，在此一举。此愿为先生告者一也。

（二） 四库全书“未刊”本名称，及范围内容应重加考量也。查四库全书，据稿本入录者，为数无多。即辑自永乐大典或录自抄本者，当时亦大抵有刊本或覆刻本。第历世久远，遂湮没不传耳。兹所编印，如统以“未刊”为名，似欠斟酌。不如以北平图书馆近编之罕传本目，以“罕传”为名，较合于逻辑也。如谓“未刊”云者，乃狭义的而非广义的，则狭义的“未刊”究至何代截止。谓截止于明代以前耶，则何解于近出之中央图书馆所辑拟目中，亦有明人著述在内。谓截止于明清以前耶，则书虽刊于明代，而传世之希罕，不亚于宋元旧刻。如《北河纪》《滇略》等书，何以悉未采入。且中央馆拟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经部之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史部之太平治迹统类，大金德运图说，熬波图，子部中之资政要览，集部之苕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后单刊本，或丛书本，何以又悉行列入？似此矛盾支离，殊难索解。似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此愿为先生告者二也。

此上所举，均系当务之急，务希先生等本学术公器之至意，采愚者一得之靖献。弟等不敏，于簿录之学，粗涉藩篱，自当勉尽绵力，共襄大举，以底于成。文化前途，实利赖之。敬布区区，诸希见谅。专此顺颂道祺。李盛铎，陈垣，顾燮光，沈士远，张允亮，顾颉刚，朱启钤，徐鸿宝，刘复，叶恭绰，马廉，汤中，董康，冒广生，陈寅恪，傅增湘，马衡，陶湘，江瀚，徐乃昌，赵尊岳，朱希祖，张之铭，刘承幹，沈兼士仝启。[《影印四库全书 学术界反对 叶恭绰等再向教部建议》，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6日第一张第四版，同日《北平晨报》、天津《庸报》，21日《国闻周报》也有相似报道]

这封南北学者致王世杰的意见书，明显后面组织发起者是北平图书馆。根据8月3日袁同礼谈话，执笔者是叶恭绰，然后北平图书馆联络南北学人来签名。而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在报端见董康领衔上教育部书论四库全书事列有予名，事前未商同意。”（1933年8月15日，《顾颉刚日记》卷三，第78页）不清楚陈寅恪是否也属于此类情况。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事，教育部与北平图书馆意见相左。张元济致函袁同礼、赵万里等讨论此事，意见与教育部相同，袁同礼也复函回应。

张元济信中说：“守和（袁同礼），斐云（赵万里），先生大鉴：敬复者，昨得斐云兄十一日手书，展诵祗悉，影印四库未刊本，二公主张拟用善本替代，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即日曹具公函，向教育部当局建议，甚盛甚盛。惟弟窃以为兹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而不必并为一谈。”“至以善本代库本，则鄙见窃以为不必，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善本难遇，乞假尤难，往返商榷，更多耽搁。如是则观成无期，且善本亦正无穷。先得一明本，以为可以替代矣，未几而有元本出，又未几而有宋本出。若以明本自画，则于目的有违，若必进而求元本，更进而求宋本，则观成更无期。故弟窃以为二公高见与教部原意，分之两利，合之两妨。”[《补白：张元济对影印四库全书意见——张氏复袁同礼等书》（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影印四库全书 袁同礼张元济各述立场》，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8日第一张第四版]

而故宫博物院对此也颇有意见：“影印四库全书，尚有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之争。据本月九日上海《时事新报》载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江瀚氏之谈话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向归本院保管，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当古物滞留浦口之时，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将此书拨交中央图书馆保管，后以关系重大，未能实现。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事前未于本院接洽，遂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是此影印动机，已不纯洁，而非简单的学术问题也。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影印本馆保存之书，自当由本院主办。但为迁就事实，力图补救起见，除保留所有权外，均可让步。乃将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之合同，修改数条，提交本院理事会决议通过。’”[《补白：江瀚谈影印四库全书》，《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另见《被影印之四库全书 故宫仍留所有权 江瀚昨谈问题之经过》，《华北日报》1933年8月9日]

作者：周运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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