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在英语中与“中国”同为一词。这是因为，瓷器是由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是从瓷器等开始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最早的瓷器是青瓷，而以先秦越国中心故地命名的越窑，则是起源最早、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纹饰最繁、烧制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青瓷窑系。

一、源头——新石器时代的越陶

于越，是“百越”族的一支，远古时期生活在太湖和钱塘江流域。他们后来以会稽（今绍兴）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并且曾一度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霸主。越人以其辉煌的文化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陶器的发明便是其中之一。

越人创制的陶器，今日可知的最早时间，大约在距今9000～11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一点，已经被浦江上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实物所证明。在距今约8000～10000年的嵊州甘霖小黄山遗址，出土了数百件陶器及陶件。在距今约4700～7000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1695件陶器完整器、复原器与20余万片陶片，特别是出土了人类最早的“蒸笼”陶甄。在柯桥杨汛桥寺前村遗址，出土了约6000年前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等。在嵊州的孙村、朱孟村，上虞的五星村、马慢村、乌竹林，柯桥的马鞍山北坡凤凰墩和仙人山遗址，出土了距今3500～5300年的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皮陶３种陶器。

新石器时代的越陶制作，经历了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从选料来看，是由粗放到精细，完成了从夹炭陶到夹砂陶、最终到泥质陶的发展历程。从制法来看，是由徒手到工具，完成了从泥片贴筑法到泥条盘筑法、最终到慢轮修饰法的发展历程。从装饰来看，是由简单到丰富，完成了从简单划刻到拍印绳纹、最终到肩部堆纹的发展历程。

陶器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生活工具之一，标志着人类从采集、渔猎的流动生活，进入到了从事种植、养殖的安定生活，为人类烧煮、饮食和盛贮食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对人类的健康与繁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滥觞——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

几何印纹硬陶，既是指在陶器表面拍印有云雷纹等多种几何形的图案，也是指陶器的内在质地，在陶最终发展成瓷的过程中，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成熟瓷的滥觞。

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越地的几何印纹硬陶便已初见端倪，勃然兴起，并成为此后越地最主要的日用陶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硬纹陶片 考古中国

商代是几何印纹硬陶的成熟时期。出现了专烧的龙窑，窑址大多分布在会稽山北麓的低丘冲积扇上，代表性的有绍兴火车站遗址、越城陶里壶瓶山遗址、新昌蓝治遗址等。特别是在越城富盛长竹园发现了一座6米的古窑遗迹，在上虞樟塘的凤凰山西麓发现了6座迄今为止最为古老与完整的商代几何印纹硬陶专烧窑。

西周、春秋时期，是几何印纹硬陶的鼎盛时期。窑址遍及会稽山的北、西、东各地，代表性的有柯桥平水东堡印纹陶遗址，越城富盛万户印纹陶遗址与倪家溇原始青瓷和印纹陶遗址、皋埠吼山原始青瓷遗址，诸暨阮市（现为店口镇）柁山坞印纹陶遗址与下檀印纹陶遗址等。

战国、秦、两汉时期，是几何印纹硬陶的衰落时期。这时，几何印纹硬陶与原始瓷混烧的现象已十分普遍。至战国末，已很少出现几何印纹硬陶。

几何印纹硬陶的衰落，可能与越被楚灭，受战争与楚文化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釉陶与原始瓷的兴起。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革命性新产品——釉陶，既意味着几何印纹硬陶时代的基本结束，也意味着原始瓷质量的提高与成熟瓷出现的曙光。这时的窑址，也改变了过去环越国都城集群分布的格局，出现了沿“山阴故水道”逐渐东移的现象，从而为后来成熟瓷在上虞的诞生奠定了空间上的基础。

三、初生——商周秦汉时期的原始越瓷与东汉中晚期成熟青瓷的诞生

制陶技术水平，尤其是几何印纹硬陶烧制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原始瓷的创烧成功，提供了“万事俱备”的前提；而釉的出现，更是给最初的原始素面瓷披上了美丽的“嫁衣”，为原始瓷的创烧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东风”。

商代是原始青瓷的初创时期。这时的原始瓷，与几何印纹硬陶同窑合烧。坯质较粗糙，器形少规整，胎釉易脱落。

西周时期，是原始青瓷蓬勃发展时期。这时的原始瓷仍多与几何印纹硬陶同窑合烧，风格相近，但数量增多，质量提高。至西周晚期，原始瓷的数量与品种已明显超过了几何印纹硬陶，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春秋时期，是原始青瓷以全新的面貌独立发展的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分布范围扩大、质量大幅提高，开始脱离几何印纹陶的影响。

战国时期，是越地原始瓷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到了战国中晚期，胎质更细腻，器形更规整，胎釉结合得更好，器物种类几乎涵盖了社会需求的各个方面。

秦汉时期，是原始瓷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和成熟瓷诞生的时期。

西汉早期，原始瓷的种类以鼎、壶、盒、瓿等大型器物为主。西汉中期，器形趋精细实用。西汉晚期，器物伴有碗、盘等日用品，器身以弦纹、水波纹或云气纹配以神兽飞鸟，制作较精。

进入东汉，各窑以烧釉陶为主，兼烧原始瓷。东汉中期，原始瓷的产量明显增加，且多施酱褐色釉。东汉中晚期，上虞曹娥江两岸窑址达49处之多，四峰山、禁山窑群等已大多专烧成熟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研究所的科学检测表明，这些窑址中出土的瓷器，已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成熟青瓷，是一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发明。它由越人在越地用越窑首次烧制成功，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古越之地，特别是今日之绍兴，作为古越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是成熟青瓷的烧造中心与源头所在，而上虞则是这个中心的核心，这个源头的主源。因此，在青瓷的前面，冠以越窑二字，称其为越窑青瓷，是名副其实的；称绍兴特别是上虞为青瓷源头、青瓷故乡、青瓷圣地，是理所当然的。从陶到瓷，从原始瓷到成熟瓷，其意义不亚于从猿到人。这是在“四大发明”之外，以越人为代表的中国人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

四、兴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３６０余年，是越窑瓷业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除西晋时外，江浙地区一直是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越瓷的最大消费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绍兴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遗址，多达近200处。

三国东吴时期，是越窑成熟瓷创烧成功后的第一个勃兴高潮。一是窑址骤然增多。烧造中心仍在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迄今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窑址就有30余处之多。二是品类丰富多样。多以动物作为器物的造型。反映庄园经济及生活的成组器物大量涌现。丧葬明器的种类也很丰富。三是烧造水平提高。窑身加长，增加了装烧的数量。火膛、窑床、粘土墙等分工明确，有利于调节火焰的流速流向。使用直筒形、束腰喇叭形垫座。发明了齿口盂形窑具。四是施釉更加科学。釉色以淡青色为主，釉汁纯净，釉层均匀，胎釉一体，少有流釉与釉层剥落的现象。五是装饰多有创新。日常生活用器注重艺术与实用相结合，创制了斜方格网纹、动物形态等新纹饰。发明了以堆塑罐为代表的雕塑工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堆塑罐，是绍兴出土的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刻铭青釉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西晋时期，越窑青瓷持续勃兴，作为南方青瓷的一枝独秀，代表了当时全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瓷窑体系——越窑系的形成。一是产能继续扩大。仅在上虞境内的窑址就有凤凰山、尼姑婆山等60多处，比三国时增加了一倍。二是品类更加丰富。是整个六朝时期器物种类最为丰富的阶段。实用器与明器中出现了鸡首壶、俑等新种类，且各种类中又细分出了更为丰富的式样。三是烧制技术创新。窑底铺有砂层，窑具置放有序，疏密相间，更能调节火焰。可能已经施行分段烧制技术。还出现了钵形垫座。四是施釉水平更高。釉层加厚，釉色青中带灰，色调沉静。晚期出现了褐色点彩。五是装饰又有突破。综合运用刻、划、印、镂、雕塑、模刻、手捏、堆贴等手法，创制出了压印网格带纹、龙纹、凤纹等纹饰，塑造出了亭台楼阁、飞禽走兽等器物形状。不少物品还刻上了产地、作者、吉语等铭文，出现了佛教、道教方面的纹饰。文人已大量而又经常地参与瓷器的生产。

越窑系青釉双系罐 西晋 故宫博物院藏

东晋时期，由于厚葬风俗消退，生产规模缩小，制瓷业出现了滑坡的迹象。但也有一些亮点：器物种类减少，以传统的实用器为主的碗、盘、碟产量增加且更成系列，羊形烛台盛行。器物外形出现了秀丽挺拔的新气象。西晋时出现的褐色点彩广为流行，晚期还出现了莲瓣纹。器物坯件厚薄、大小划一，垫隔由齿口盂形窑具逐渐为扁圆形泥点——托珠取代，托坯用的喇叭形垫座逐渐为缽体形垫座取代。

越窑系青釉龟形砚滴 东晋 故宫博物院藏

南朝时期，越窑制瓷业在东晋滑坡的基础上持续低落。但产品出现了新变化，砚的式样增多，瓷盆、熏炉等渐趋减少，羊形烛台趋于消失，耳杯托盘为盏托取代，鸡首壶成为典型器物。器物造型更加苗条秀气。象征清净高洁的莲花纹，成为受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纹饰。

五、鼎盛——隋唐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

隋唐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江南一直处于欣欣向荣的景象当中。到南宋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东吴、东晋、南朝厚积的基础上，越窑青瓷终于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

越窑青釉菱花口盘 五代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越窑青瓷的烧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一是生产规模空前。以当时为越州所属之余姚、慈溪上林湖为中心，东至鄞州东钱湖，西至上虞窑寺前，形成了一个幅员广阔的越窑生产基地。现已发现的唐代越窑遗址有110多处。二是形制丰富空前。大类有碗、盘、壶等十余种，有的每种还有多达十余款式样。许多器物的造型，源于对荷花、葵瓣等大自然生物的概括与提炼。三是艺术水平空前。胎质方面，发展成为更能使光线散射、更有滋润效果的灰黄色。色釉方面，发展成为如冰似玉的黄色或青中泛黄的青黄色。装烧方面，普遍使用托珠垫隔，还出现了采用瓷质匣钵装烧的新工艺。四是纹饰丰富空前。流行纹饰有龙、凤、寿鹤、花卉等，具有崇尚自然、浑厚大气、丰腴饱满、富贵典雅的时代风格，有的器物还镶嵌金边、银边、铜边。

越窑海棠式杯 唐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越器的集大成者、杰出代表，是光芒四射、神秘莫测的秘色瓷。秘色瓷特点有三：其一，因“色”而名。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秘色瓷的称谓，是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诗中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就说明，秘色瓷的核心，在一个“色”字，在其神秘的“千峰翠色”。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被地宫衣物账记为“秘色瓷”的14件唐代越窑青瓷。其二，时间久远。从九世纪初，到南宋初年，前后烧制300年左右。其三，官方背景。一方面，秘色瓷大都为皇宫与官府所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指它的烧制是在越地的御窑、贡窑、官窑里，在“官”与“监”的管控下进行的。这种浓重的官方背景告诉人们，秘色瓷的使用与生产，是何等的神秘。

五代十国到北宋初期，越窑青瓷在唐代“空前”发展——“前不见古人”的基础上，更上层楼，登峰造极，达到了“绝后”——“后不见来者”的水平。这一时期，会稽属吴越国。从钱镠到钱俶的历代吴越王，既将越窑青瓷作为向中原统治者礼供的珍品，又将其作为大宗出口商品，越窑青瓷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繁荣，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一是在管理控制上，继续对越窑实行“设官监窑”的行政制度。二是在生产规模上，窑址遍布越中，礼贡数量庞大。窑址上虞有42处，诸暨有12处，嵊州有11处，新昌有3处，东钱湖有30处，上林湖有153处，临海、天台、黄岩等地有29处。以上林湖为核心的越窑中心产区，东西窑区长达12.5公里。礼供：向中原五代供奉65次，其中载明有越瓷的10次；仅在其中的29年中，向契丹礼奉青瓷14次。三是在品类器形上，更加成系列，更加丰富多彩。日用瓷有盘、碗、洗、碟、杯、钵、盂、瓶、罐、灯、盅、砚等数十种品类，上百种器形。装饰用瓷有狮、狗、鸟等众多的动物造型。还有用于校音和演奏的乐器、用于殡葬的瓷墓志等。四是在烧制技艺上，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釉色由唐代青中微微闪黄的还原色调，演变为春水般的湖绿色。釉层普遍比唐时更薄、更均匀。纹饰之繁复，已达空前境地。

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越窑青瓷从风光走向衰落。经历了逐渐“失宠”、逐渐缩产、逐渐变质到雄壮结局的过程。

从东汉时的横空出世，到南宋初年的回光返照，越窑青瓷在演出了近2000年威武雄壮的活剧后，终于在家乡越地徐徐落幕了。

六、功德——越窑青瓷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越窑青瓷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显而易见，不可估量。

越窑青瓷促进了海上贸易。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表明，越窑青瓷早在汉代六朝时期，即流往海外，并因此而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唐晚期开始至宋，越窑青瓷更是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流行于亚非欧各国，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175处遗址中，有越窑青瓷的达139处。

越窑青瓷改善了人类生活。越窑青瓷的创烧成功，是古代越人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而它的大量出口，惹人喜爱，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进口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有力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时至今日，这种贡献在历经近2000年的历史检验之后，仍在继续。

越窑青瓷弘扬了中华文明。越窑青瓷中蕴涵的丰富的中华民族审美观念、礼仪风俗、饮食文化、信仰崇拜、技术发明等精神文化，随着瓷器的大量输出而广为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同为一词。在土耳其语中，中国和瓷器都被称作“秦”。在阿拉伯语中，瓷器和中国词意相同。与此同时，中国在瓷器贸易中也引进、吸收了不少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艺术，从而使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中得到了发展进步。

越窑青瓷传播了瓷器文化。越窑青瓷输出的过程，也是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技术，为外国仿制、学习，并最终在全世界普遍发展起来的过程。在东亚，朝鲜半岛对越窑青瓷的学习最为彻底，从这里发掘的600余处窑址来看，越地的龙窑结构、装烧工艺及器形、装饰等，得到了完整的移植。日本的瓷业，是从仿效中国瓷器的施釉技术开始的。在非洲，埃及对越窑青瓷技术的学习借鉴和转化吸收的水平堪称之最。在西亚，波斯是仿中国瓷器最早、最突出的地区。

越窑青瓷唤醒了沉睡历史。瓷器作为文物的典型代表，在研究社会、民俗、艺术、宗教、贸易、航海、城市发展等历史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一片”九鼎的决定性作用。它不易腐朽的特性，使得一经出土，往往能够唤醒一段沉睡的历史，重现一座城市的往昔，从而像当年输入时那样，重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引起新的轰动。

七、反省——一面永垂不朽的镜子

世界上人事的荣枯，往往有规律可循；万物的兴衰，往往有相类之因。这个规律，就是当事物发展到鼎盛时，如果把握得不好，便会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个相类，就是同样一个事物，如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对其内因与外因把握得不好，便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越窑青瓷在越地的历史便是如此，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与人们，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越窑青瓷因得天时而兴，亦因失天时而衰。越窑青瓷得到的天时，是陶业历史悠久、瓷业先声夺人。然而，在漫漫千年的发展当中，越窑青瓷的天时逐渐丧失。一方面，是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从唐代至北宋，青瓷行业出现了百卉争艳、竞相争战的局面，而越窑青瓷却对此招架乏术，最终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是朝贡垄断的突然打破。越窑青瓷面对从“万千宠爱”集一身到“失宠”的变化，无所适从，最后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越窑青瓷因得地利而兴，亦因失地利而衰。越窑青瓷得到的地利，是丰富的瓷石原料、良好的水运条件、上佳的植物燃料。然而，经过千年的发展，越窑青瓷的地利优势逐渐丧失。首先是原料优势日渐减弱。北宋时部分窑场已出现了“取土深于堑”的情况。其次是水运优势日渐退化。唐宋时，全国水上交通运输已是四通八达，水运不再是越地的独有优势。再次是燃料优势日渐丧失。北宋末年，越地已是“有山无木”，这对越窑青瓷的衰落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越窑青瓷因得人和而兴，亦因失人和而衰。越窑青瓷得到的人和，是越人重视读书、越地人才荟萃、越窑质量引人、越民风俗尚青。然而，在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越窑青瓷的人和优势逐渐丧失。一方面，是人才的大量外流。越窑市场的不断拓展，促进了人才的加速流动。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的缓慢与核心技术的丧失。长期的“独霸天下”，麻痹了越窑的危机意识，使越窑造成了“目中无人”的错觉，从而忽视了产品的革新。而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核心技术、标志品牌的秘色瓷技术的失散。

越窑青瓷，这一越人为人类奉献了千年的“圣器”，终于在多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在越地衰落了。但是，它的首创之功，它的尚青思想，它的民生情怀，永远铭记在人类的心中！而今，越窑青瓷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但越窑青瓷还应当成为一大产业。近2000年前，聪明智慧的越人在自己的家乡越地，用越窑烧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青瓷。2000年后，越人的子孙后代们自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弘扬越窑青瓷文化，重振越窑青瓷辉煌。让越窑青瓷“回家”，这是当今越人责无旁贷的责任，义不容辞的义务，荣耀无比的荣光!

作者：冯建荣

来源：文章转载自越牛新闻，图片综合整理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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