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蔷教授在《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中曾指出，晚近江浙一带流传的“识宝”故事中，识宝者又往往被称为 “徽州人”或“徽州朝奉”，她也对此一转变之原因略有申说（见该书页141—146）。不过，对于此一问题，显然仍有进一步探讨及诠释的空间。

由于 “识宝”、 “取宝”之类的故事，皆是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它们虽然流传很广，但要找到此类传说出现的源头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以追寻。

17世纪初的明万历晚期，松江府华亭县李绍文编撰的《云间杂识》，是一部反映江南社会生活的笔记。在这部书里，他讲了一个故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此一故事，明显是个讽刺性的寓言，故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那位老人所说的——我们松江百姓的财产，多被徽商搬去。根据笔者此前的研究，《云间杂识》中的该段记载实际上源自更早的一部笔记——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之前成书的《淞故述》。在这部由另一华亭人杨枢所撰的笔记中，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也并非 “徽商”，而是 “官府”。而此一主角置换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江南活动的日趋频繁（参见拙文《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揆诸史实，《云间杂识》中的那个故事除了讽刺贪脏枉法的本地官员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流露出对于江南地区的外来者——徽商的强烈不满：这些人来自异地他乡，但却将江南的宝物——许多财富席卷一空。据此似可推断，江南各地出现大批“徽州朝奉识宝”或 “徽州朝奉来取宝”之类的故事，应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既是一种既成的客观现实，又折射出江南人基于大批徽商活跃的现实而产生的严重焦虑情绪。

江南的典当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苏州市景商业风俗图册》）

清初绍兴人张岱在所著《陶庵梦忆》中有一篇“齐景公墓花樽”，其中提及：“霞头沈佥事宦游时，有发掘齐景公墓者，迹之，得铜豆三，大花樽二。豆朴素无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后为驵侩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闻在歙县某氏家庙。”从最后提及的徽州某姓家庙来看，文中的“驵侩”大概便是识宝朝奉之流。此一个案，便是江南人眼中徽商搬走当地宝物的典型例子。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回”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 “胡人”及 “回回”，显然亦顺理成章。

明人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中指出：“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在这种背景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是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此处的“钟家兄弟之伪书”，典出《世说新语》，说的是钟繇之子钟会擅长模仿他人笔迹；“米海岳之假帖”，则是指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传世伪帖，如 《捕蝗帖》 《离骚经》《天马赋》《鹤林甘露帖》和《评纸帖》等。此外，还提及宋朝王辟之所撰的《渑水燕谈录》，该书所记皆为绍圣二年（1095年）以前的北宋杂事，其中提及唐琴轶事。沈德符所举的这三个典故，意在烘托徽商对于江南鉴藏之风的推波助澜。当时，在徽州朝奉“珍为异宝”的过程中，文物真赝可谓鱼目混珠。在晚明时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沈氏笔下的“吴门”，亦即位于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州，而“新都”则是皖南徽州之古称。这两个地方，都是古董鉴藏及文物买卖最为发达的地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它与“幻人之化黄龙”及 “改换人肢体面目”之传说，皆反映了其时古玩市场的波谲云诡。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

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江南一带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 “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由此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寓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作者：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