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关于传染病传染的概念，实际与疾病毫无直接关系，是指通过接触而传病这个概念。“疫病”被认为是上帝迁怒于人间的罪人，或是从星象学上予以解释，黑死病是1345年3月24日土星、木星和火星会合的产物。因此，薄伽丘说：“没有医生的忠告，没有药可以克服或减轻疾病”。

的确，以四体液为基础的医学没有直接有效的措施对付传染病。博学的医生为了使弥漫鼠疫的空气清洁，劝民众使用强烈的臭味来“以毒攻毒”，让病人空着肚子在厕所间中，吸几个小时的臭气。主要的治疗术以芦荟丸畅通大便，用放血来减少血液，以焚火来消毒空气，以番泻叶和一些馥香之物舒通心胸，以杏仁丸剂不定期安神和气，以酸物来抵御腐败。对付脓肿用吸血器吸、剌割或烧灼，或者用无花果与洋葱混入酵母菌，将脓肿破开，以治溃疡方式治疗。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

1546年，一位内科医生在观察了16世纪侵袭意大利的梅毒、鼠疫和斑症伤寒后为“传染病”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由感觉不到的颗粒的感染所引起的某种极其精确地相似的腐坏”。尽管在17世纪显微镜已经观察到了肉眼看不见的物质，但用微生物理论解释传染病传染和流行是通过微小疾病“种子”进行的思想，到了19世纪仍不为医学界重视。

1796年5月4日，英国乡村医生贞纳在人身上试种牛痘获得成功，证实了牛痘能预防天花，使人类在抵挡传染病的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但牛痘接种在英国的推广并不顺利，遭到医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反对。9年后，牛痘疫苗乘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正值广东地区发生天花流行，牛痘术在两广地区推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远在英伦半岛的贞纳羡慕不已。

迟至19世纪末，对于传染病的病原学和疫苗的研究在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实验室内才开始有所突破，医学界开始认同微生物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治疗中，使人类看到了医学是可以对付急性和恶性传染病的发展前景。医生真正能够自信地对抗传染病和细菌病毒类疾病，是在磺胺类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1940年青霉素成功地运用于临床治疗球菌感染后，人们找到了应对梅毒、结核病的“魔弹”，医学在对付急性传染性疾病方面才真正显得卓有成效。

1750年左右，鼠疫在欧洲大陆灭绝，其真正的原因有二，一是褐鼠的大量出现，将导致并传播黑死病的黑线硕鼠赶出了城市；二是卫生检疫制度的建立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出现。

1377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规定，所有被疑为鼠疫传染者，必须在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同时是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后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斋（Quarantenaria），即为今天的海港检疫。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1863年在中国通商口岸成立海关医务所，由传教医生担当海关医务官，负责对港口进出的船只作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检查，开始中国的海关检疫制度。

从11世纪，欧洲教会专设隔离院收容麻疯病人和黑死病人，患者或被安顿在城外指定的地方，实行隔离。这一收容隔离机构逐步演化为疗养和治疗场所，是“医院”的雏形。

欧洲各国政府在对付这场灾难时担当了重要作用，市政府规定：所有有传染嫌疑的房屋，要通风和熏蒸，室内家具必须在日光中曝晒消毒，有传染可能的衣服与被单等全部焚烧。18世纪欧洲许多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相继通过卫生法令，遮盖污浊的流水，修筑街道，添置待灯，改良下水道。

1854年在一场霍乱爆发之后，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将曾患过霍乱的人的居住地在地图上标出，然后挨家挨户拜访，了解患者的生活细节和行为特征，最终发现水是传播的媒介，通过政府的行为在自来水厂控制水源，从而阻止霍乱的继续感染。这方法以“斯诺地图”命名，证实流行病学研究是可以在阻止传染病方面带来积极效应，为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在中国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介绍19世纪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医学卫生为主，其中“预防疾疫”一节介绍了英国所施行的卫生管理和监督制度，如“昔者英人随路倾倒秽水，不问其能流出否也，今则各城市俱于地上砌成阴沟沟，秽水皆可流出。又设一法，务使各户居民俱饮洁清之水”。该书在晚清政府和宫廷中普遍受到青睐，光绪和慈禧都曾阅读此书。1911年东三省突发鼠疫大流行，清廷最后选派曾留学英国，在巴斯德研究所和科赫研究所进修过的伍连德博士出任全权总医官，领导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在东北所采用的主要防疫手段就是划分疫区和非疫区，阻隔瘟疫继续传染，消毒、焚烧死尸等，成功扑灭鼠疫，被国际社会誉为“鼠疫斗士”，而现代公共卫生预防观念和措施在晚清政府的任命下开始在中国境内实行。

疾病可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所导致的这种意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通过人们的共同觉悟和实践经验普遍传播开来。由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公共卫生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向民众普及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改善城市规划，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流行病预防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由国家管理医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医生的地位和待遇，医生成为受尊敬的职业，担负起国家的公共卫生责任。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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