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朱维铮曾说：“谁要了解十七世纪迄今的中西文化交往过程，谁就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徐家汇。”作为原蒲汇塘、肇嘉浜的汇合处，徐家汇起初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村落，何以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明代阁老徐文定公光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3年受洗入天主教。1607年，他回上海奔丧守制，邀请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来沪，是为天主教进入上海之始。1633年徐光启去世，谥文定，1641年归葬“肇家浜北原”（今光启公园）。徐氏后人在此种地、看顾坟墓，也多笃信天主教。

由于徐光启，上海从明代就成为西方文明的“输入地”。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方的水利科学知识；编著《崇祯历书》，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96刻。他还推广番薯、引进西式火炮，在明朝危亡之时，竭力以实学救国利民。作为复旦“利徐学社”负责人，李天纲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他在很多场合不惜赞美之词，称徐光启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上海人”、“四百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

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选择在徐家汇地区置地建造耶稣会院，徐家汇藏书楼馆员徐锦华表示：“一是因为这里有宗教基础；二是徐家汇靠近法租界，能够获得当时持有天主教在华保教权的法国政府的支持。”徐光启逝世后，围绕着徐光启墓，徐家汇逐渐发展成为上海“西学”的大本营，包括耶稣会院、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天文台、土山湾印书馆等，还诞生了南洋、震旦和复旦三所著名大学。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看来，徐家汇天主教当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传教，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教育培训才是首要的。“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最关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这一段被列强压迫、受屈辱的历史，‘西学’好像也成了被动的了。事实上，从徐光启到马相伯，没有谁是被动的，都是主动的，因为西方当时的确在很多方面有它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单单传播‘西学’，而是把‘西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交融，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进而演变成‘海派文化’。”

李天纲直言，人们长期以来对上海有“误解”：要么认为它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不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要么就把“海派文化”当成纯粹的商业文化、贸易文化。“在这里，我也想用‘trade’一词来形容‘海派文化’，指的是文化上的一种交易，西学东渐的同时，我们也在东学西传，这是双赢、双利的。”

没有人怀疑，上海在“西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承担了“桥头堡”的作用，而因为徐光启，徐家汇得了西方文化风气之先，“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李天纲视徐家汇为“上海的拉丁区”，就像巴黎左岸拉丁区一样，充满着浓浓的浪漫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徐家汇已经打造成徐家汇源国家4A级旅游景区，而“徐家汇源”这个名字就是李天纲提议的。他坚信，徐家汇蕴藏着上海的城市精神，而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在外地大学工作多年的经历，使他觉得上海学者有义务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利于他们投身于当下的中西文化与学术的交流。“西方学者花了很多精力和财力来利用和研究藏书楼的资料，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近在咫尺，理应可以在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方面做得更好、更有影响力。”

在徐家汇乃至整个上海的风云变幻中，徐家汇藏书楼始终不惊不惧、不动声色，守护着里面的一页一册。如果书有生命，应该是最脆弱的，毕竟不是钢筋铁骨造；但也应该是最恒久的，一笔一划都在延续着人类文化交流和历史发展。看着两幢小白楼和里面不少已经残破的文献资料，就像看着一位老者扶持着更老的老者一样，不禁让人动容。或许，我们可以做那守护者的守护者，包括藏书楼、古籍，那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以及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本源。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