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垃圾分类几乎涉及每一个人，这不是几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问题。这个地方性法规之所以高票通过，正是因为它凝聚了广泛的民意和共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让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新时代，法治是一种生活刚需，是美好生活的保障。由法律护航，全民动员，久久为功，垃圾分类新时尚迟早将在申城开花。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红色有害垃圾、蓝色可回收物、棕色湿垃圾、黑色干垃圾，新四色垃圾桶准备就绪。用法律打通“新时尚”成长的经脉，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市民的新习惯、城市的新风尚，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叶必丰。

让法律有效力的，是大众的信念

改变旧有生活方式不可能“一键更新”。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法治的作用至关重要。叶必丰认为，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具体到垃圾分类，法治的作用首先就是凝聚大家的共识。垃圾分类几乎涉及每一个人，这不是几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他强调“让法律有效力而不只是一纸空文的，是社会大众的信念。”就此而言，这个地方性法规之所以高票通过，正是因为它凝聚了广泛的民意和共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让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因此，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是有其正当性的。

垃圾分类不是举手之劳，而是一个科学体系。叶必丰指出，从更为现实的层面来看，我们每天都在生产垃圾，但不管是填埋还是焚烧的处理方式，我们的空间和技术都是有限的，许多地方已经无处可填。况且，填埋也好、焚烧也好，还是要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之上，比如有些垃圾可以回收，有些可作为化肥，有些可以发电等等。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法律把分类制度最终确立和稳定下来。

人们看到，经过多年实践，上海生活垃圾管理坚持全程管控、确保系统推进、推动社会参与，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方立法就是将这些经验制度化、法治化。当然，法律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一位哲人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制度设计其实也有一个试错过程

古语云，“从善如登”。要把数十年垃圾  “随手一丢”的  “习惯”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殊非易事。据此，叶必丰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的制度设计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也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对上海来讲，垃圾的分类、垃圾的定点定时投放等等规定，都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既要达到治理的目标，又要根据实施中的所没有预期到的各种状况，再去跟进。如果有一些“奇葩”现象发生，可能仅仅靠罚款就不够了，还需要其他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违规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叶必丰还举例说，在他的家乡金华，要开一个洗车店是要经过严格审批的，因为对洗车造成的污水，有非常严格的环保方面的要求。他进一步设想，从惩戒措施上来看，未来可以再设计一些从业方面的限制。

其实，除了上海周边城市的一些有效制度外，国外的成功经验也可借鉴。叶必丰曾在渥太华访学，他说，比起国内，加拿大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细致。装垃圾的袋子是由政府统一制作的纸袋而不是塑料袋，并且需要自己花钱购买。投放垃圾的时间每周也只有固定一天。其次，当地的法律规定，每户人家住的房子前面到街边的一块区域，需要自己打扫，秋天扫枫叶，冬天扫雪。每年冬天，结了冰的湖面上有人会卖烧烤和其他小买卖，当地人会去那里娱乐，作为一种文化项目。他曾经在和市长聊天时问他：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垃圾，保证马路的整洁。结果，那位市长提到三个关键词：第一是法治；第二是持之以恒，要养成习惯；第三是信念，大家要有一种遵守法律、规矩的信念。

此外，日本的垃圾分类法细致得“匪夷所思”。德国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采取“连坐式”惩罚措施——某处垃圾没有分类，小区物业和所有居民都将收到警告信，若警告无效，所有人的清理费都将提高。美国有的城市对乱丢垃圾者可处以300到1000美元的罚款、入狱或社区服务。比利时，如果市民未按规定操作，垃圾袋会被贴上拒收标志以示警告。这些因地制宜的举措无不说明外在刚性约束对习惯养成的必要性。

不过，叶必丰同时也指出，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去评价法律的作用时，标准不在于它的处罚力度，或者出台后会不会还有令行不止的现象发生。他认为“甚至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或者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我们才需要这样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恰如再严厉刑法也不能杜绝犯罪现象一样，关键在于对于这些行为，我们有没有规则来规范它，有没有手段来惩戒它，这才是法律的作用。

所谓的“麻烦事”其实是分内事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9）》指出，从居民个体层面来说，垃圾分类投入大而  “收益小”是影响新时尚成长的经济原因。“麻烦事”的成本显而易见，收益则有两部分，一是社会收益，但因其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居民难以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二是经济收益，如“绿色账户”。值得警惕的是，在社区层面，缺乏垃圾分类动力的氛围是具有“传染性”的。个别人的不合作将使其他人的努力大打折扣。不过，与其相映成趣的是，一个“代扔垃圾服务”新行业正在胎动中。

对此，叶必丰介绍了他的一个建议：通过有偿付费来处理垃圾。他曾做过调研，一位送牛奶工每天为一个家庭提供3瓶牛奶，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5块钱左右。那么，现在支付类似的价格请专业的人员来帮我们处理生活垃圾，人们愿不愿意呢？他说，据我了解，很多人是愿意的。而且，普通居民大致的分类可以做到，但更细致的就很难做到，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反而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点”定在自家门口，也更有利于监督。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小区物业的清洁工可以像送牛奶工一样，来到你家门口收垃圾，如果你没分好类，他可以帮忙分，但要记一笔账，交给主管部门以起到统计和监督作用。

叶必丰认为，付费不妨作为一种选项，但即使有居民愿意购买服务，这个费用不是交给清洁工个人，而是像交物业费一样交给物业公司。当然，这项服务的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要通过调研，由相关职能部门来制定。他强调，更重要的是，居民都应该认识到，所谓的“麻烦事”其实是分内事，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家庭生产的垃圾承担处理的成本。

法治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刚需

人们普遍认为，法规和教育是实现垃圾分类的两大关键。但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国家层面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法律。对此，叶必丰认为，地方的垃圾处理，首先是一个地方事权，所以主要还是应由地方来建章立制，地方的成功经验可复制到其他城市。现在我们许多国家层面的制度都是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是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没法解决，才需要从国家层面来进行制度设计。他打了个比方，像曾经发生过的异地倾倒垃圾到长江，这就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这是地方没法解决的，就需要国家层面来立法。

魔鬼藏在细节中。目前，我们的地方性法规立起了垃圾分类的总框架。但叶必丰强调，未来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细化和完善。诸如“定点定时”如何更合理，“撤桶”如何因地制宜，湿垃圾要不要破袋，垃圾焚烧厂怎样选址等等，都离不开制度、市场机制、技术发展这三个关键词。

新时代，法治是一种生活刚需，是美好生活的保障。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尊重生命、酒后拒驾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发力，老赖开始减少；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监管体系，网购的信任指数越来越高。垃圾分类综合体现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城市的管理水平，民众的素质高低。叶必丰认为，由法律护航，全民动员，久久为功，垃圾分类新时尚迟早将在申城开花。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杨逸淇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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