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升老龄化社会带来问题的应对能力，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和英国巴斯大学社会和死亡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老龄化、临终关怀和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各国学者间的一场“头脑风暴”，探索人口老龄化情势下，如何有效提高为更多家庭提供帮助的可能。

构建养老发展新格局

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克斌指出，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特征逐步凸显。而当下我国养老体系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因此，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非常必要。作为中国第一个老龄化地区，也是中国户籍人口老龄化比重最高的地区，上海或许可以提供一些“上海经验”。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殷志刚介绍，上海在中国率先提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发展框架，首先提出了“9073”养老服务格局，为国家建立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黄晨熹将关注点放在了“亲属照顾者”身上：“亲属照顾者既是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支持服务的需求者。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丰富的亲属照顾者服务支持政策，而我国目前的亲属照顾者支持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照顾者支持政策缺乏法律基础，照顾者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补缺型福利特点明显。”他建议，我国应完善政策体系和服务内容。

关注人生“最后一公里

不仅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巴斯大学社会和死亡研究中心主任约翰·特罗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死亡和临终研究简要历史时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语为母语的第一世界中，有关未来临终实践以及死亡这一概念本身的社会争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得具体化。过去40年中，有关等级、性别、疾病和临终问题的死亡研究和论述大量涌出。

香港目前也面临超高龄社会，如何走好人生“最后一公里”是社会政策、服务业、家庭和老年人本身都必须关注的议题。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楼玮群通过对香港在医疗服务、长期照顾院舍服务，及社区安宁服务方面的政策研究，借鉴国际安宁照顾的理论，提出了在华人社区进一步优化及提供精准无缝安宁服务的挑战及机遇。

乐卓博大学高级讲师马克·塔布斯基博士提出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将“经济人”引入临终关怀过程；二是新自由主义合理性在21世纪对理解临终人群管理转变会产生何种影响。他建议，在分析社会经济不平等性可能造成对临终关怀的不同体验之前，应首先了解一下经济化语言是如何扩展到年老病人及其家庭和医疗从业者之间的关系中的。

2012年起，上海开始探索以社区为本的临终关怀模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程明明指出，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领域的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如临床实务、规范化指标、居家服务、个案管理等方面也面临更多挑战。

给不同老龄群体以更加细致的关注

“失独”家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失独”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赵克斌认为，对“失独”家庭展开社会调查和研究，并对该类家庭给予适当的关怀和照顾，非常必要。非自愿无子女老年人的需求也是巴斯大学社会与死亡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方超关注的课题，这一群体脆弱且庞大，但英国和中国对此的社会研究都很少，他试图利用定性方式探索这一群体的需求体验，并进一步研究英国和中国在老年护理和临终关怀方面的问题。

“流动老年人口要么淹没在‘流动人口’、要么淹没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对该群体本体性的学术关怀还很欠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海祥分析了流动老年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居住安排、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参与、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影响流动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机制。

孤独和社会隔离是老龄群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阳方研究发现，高龄和自测不良健康状况增加了老年人群体孤独感发生的几率，然而接受过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城乡迁移、与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拥有白领工作、拥有良好的家庭经济地位、处于婚姻状态、有更强的社会支持等因素会降低孤独感的发生率。

作者：徐婷婷
编辑：刘力源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