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带着面纱、骑驴出行的女子

尽管在景点存在着大量的宋代题记，然而，在这些风景怡人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宋代精英女性的作品。这不仅是由男性主导文学领域和户外空间的事实所决定的，也与一些精英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有意让自己远离男性的势力范围有关。

南宋后期士大夫姚勉（1216—1262） 的妻子邹妙庄的情况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进一步阐明了宋代精英女性对于将文学作品在公共空间公开的担忧。虽然她住在江西，位于福建的相邻路分，但她家与朱熹有着密切的联系。邹妙庄喜欢阅读诗歌，最欣赏朱熹的《武夷十咏》。她喜欢带有情感地大声朗读这些诗，表达对旅行的热情。不清楚邹妙庄是否去过福建武夷山，但她嫁给了与自己有着共同旅行兴趣的姚勉，他们有时一起结伴出游。在姚勉为她写的墓志铭中，他回忆道：

梅庄与某过信之月岩，爱其奇，领姬御翩翩登之，某在后望之如仙。直至岩所，命笔识岁月，题一绝云：

半壁行天柱倚空，

人间有此广寒宫。

从今真似天边月，

曾得嫦娥到此中。

自择风雨不及处题之。不因此题，某亦莫知其能诗也。其深静皆如此。

通过家庭生活的交流，姚勉知道自己的妻子喜欢读诗，但他没有意识到她有能力写诗，直到看到她在月岩的即兴创作。他可能喜欢妻子的书法，因此，当与其女性家庭成员到达目的地时，他让妻子在那里写上日期作为他们旅行的证明，这是当时男性精英旅行者的普遍做法。这样的写作大概是关于旅游信息的简要记录，既不暗示作者的个性，也不表达他或者她的个人情感。姚勉的妻子同意了，而且，她出人意料地赋诗一首，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然风景的喜悦之情，并将她的作品刻在那里，就像许多同时代精英男性在著名景点所做的那样。与简单的旅行者和日期的真实记录相比，诗文成为后来游客的文学媒介，以唤起后来旅行者们与作者对于风景欣赏的共鸣。

男性和女性对在他们游玩的景点留下题记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动机。正如韩文彬（Robert Harrist）所言，男性精英“指示给公众读者群的是，他们参与的活动定义了他们的阶层，或者他们希望与之相关的阶层……通过将他们的名字”留在景区或者名胜古迹。他们利用自己参观流行的公共场所来宣扬其“独立自由精神”，来认可自己的精英身份，并实现“相互认同”。这些意图都不适用于女性，她们被期望专注于以“家”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理想性别结构来规范。然而，正如邹妙庄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偶尔会出现偏差。受宜人风景所感，邹妙庄赋诗一首，而不是仅仅按照丈夫的要求写上日期。她很欣赏自己的作品，精心挑选了一个题记位置来保护自己的写作免于自然消亡，当她之前看到其他地方的题记时，这一问题（题记不易长久保存）可能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邹妙庄模仿了同时代男性在风景优美的地方留下题记的时尚，但她在人们不经常光顾的地方予以实践。

与男性精英不同，邹妙庄不期待，甚至试图避免广泛的读者群。为了“参与写作”，正如方秀洁（Grace Fong）所提出的那样，“女性被期望将社会对她们的性别所持的严格的道德态度内化”。姚勉记载了邹妙庄“由她性别……所定义的期待视野”的同化，她与姐姐“皆能诗，然皆不肯作，曰非女子事也”。姚勉对妻子诗作所证明的文学才华感到惊讶，并有兴趣了解更多她的文学创作。然而，她不愿与姚勉分享自己的作品，并果断地将他关闭在自己的私人文学世界之外。很明显，基于她的观点“非女子事也”，邹妙庄一定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文学作品自我保留的。即使是在家里，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丈夫，更不用说将其单独留给户外空间的陌生大众了。在月岩之旅后，他们又一起旅行。有一次，他们爬到溪山堂，饮茶，然后离开。姚勉抓住这个机会，力劝妻子在那里留下一首诗，就像她在月岩所做的那样。邹妙庄说：“此人迹所至之地，安可留妇人姓名于是间?”在她看来，作者身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女人的名字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是不合适的。因此，尽管她自己主动在荒山留下了一首诗，但她拒绝在溪山堂做同样的事情。像邹妙庄这样在精英家庭受过教育的女性，并不打算在公共场所向未知的外来者展示她们的文学和书法技能，尽管她们可能像自己同时代的男性一样，拥有同样的“教育和文化修养来欣赏这种旅行”。相反，像姚勉这样追求琴瑟和谐的精英男性，实际上对女性文学技巧的表达很好奇，并没有质疑她们在户外领域留下名字和文学创作的得体性。姚勉似乎对妻子的拒绝感到沮丧，因此她向他解释了不适宜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公共场所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关心的是她在“家”外的行为是否得体。

今江西上饶月亮山，即姚邹夫妇同游之地月岩

邹妙庄的墓志铭表明，她有强烈的符合儒家性别理想的自我期望。作为朱熹的崇拜者，她一定知道他的《家礼》。但她的行动违背了该书所规定的内容，她觉得跨越中门并在“家”外面的旅行很舒服。给她印象最深的不是规定女性得体行为的家规，而是朱熹的游记，唤起了她对自然美的渴望。了解但无视朱熹在重新诠释古典性别理想中的权威，邹妙庄展现了她在正统与偏离之间的界限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不同的地方，她或接受或拒绝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根据严格的儒家规范，无论何地，这样的行为在理论上都是不正当的。尽管姚勉在思想上对理学思想真心倾慕，他请求妻子再次赋诗，表明了他对性别界限可能有更灵活的解释，或者无意识地忽视了。听了她的解释后，姚勉意识到并肯定了妻子的性别意识，欢呼道：“噫！夫人之志，于此亦可观也。”将她的名字和诗歌刻写下来，为丈夫提供了一个了解她文学才华的机会；不留下她的笔迹，证明了他所欣赏的她的女德。

姚勉对妻子的死悲痛欲绝，亲自撰写了她的墓志铭，回忆她生命历程的点点滴滴。在宋代，女性的墓志铭很少出自配偶之手，现存福建女性的墓志铭就是明证。丈夫书写妻子的墓志铭通常涉及强烈的情爱，这与儒家的性别理想并不一致。与在这篇纪念文中模糊处理展现美德的家中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姚勉详述了妻子对与他一起旅行的热情和丰富的经历，而没有任何试图为这种“非正统”的行为辩护。这位儒士丈夫喜欢、记录并赞扬了妻子在“家”外的陪伴以及她的文化修养，他认为这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正统的性别区隔原则更重要。姚勉的例子可能并非特例。宋代的儒士在理论上尊重性别等级和性别区隔的传统观念；然而，他们在现实中对待直系女性亲属的态度可能已经偏离了自己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追求。这些态度各不相同，更多的取决于一些世俗的事项，诸如他们的个性、情感和务实思考。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来说，何为行为得体是精英男性和女性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

除了在客栈墙壁上题诗，宋代精英女性的文学痕迹在户外空间里几乎难觅踪影。在风景名胜留下的题记都是精英男性的作品，并且比在客栈墙壁上的题诗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女性可以和她们的男性亲属一起享受旅游，但她们可能不愿意在那里留下作品，因为阻碍公众视线的有形屏障在那里是不可得的。在一些男性留下的题记中，她们只是作为无名的家属被简单地提及。此外，她们牢记文学和户外空间是男性的正统领域，宋代精英女性自身有意避免在参观的公共场所留下永久的痕迹。

作者：许曼

编辑：任思蕴

来源：摘自《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第二章《在旅途：家外的短暂停留》行迹，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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