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故居一旦被拆除就永远地消失了，重建就是假古董，没有任何意义。这几年到处拆迁，再不保护就真的来不及了，到时后悔也没用。”陈子善忧心忡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郑振铎在静安禅寺附近的故居就被拆掉了。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旧时学人频繁搬家，住过的地方那么多，这让故居的界定出现了争议。张伟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被广泛认可的参考标准：一是出生地，比如鲁迅在绍兴的故居，不会有人反对；二是主要居住地，逗留时间久，其间经历过重要事件；三是约定俗成，没有其他竞争对象，比如张元济的故居。

在意见达成统一后，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张伟的思路很明确，学人故居只要满足以下三点就应加以保护——政治与学术影响力均达到一定的高度；在某处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写出了重要作品；对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间难免会碰到纠葛和麻烦，但这是政府部门的责任，难度再大也要去做，该搬迁的搬迁，该补偿的补偿。”他针对一些特殊情况也给出了可行性的方案，比如有的学人故居只满足两个条件，或是保护经费不够，那就采用订铭牌、立碑石的做法，定期举办宣传和纪念活动。

“做同样的事情，放在过去简单得很，就是资格确认的问题，现在容易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变得复杂起来。”张伟对于去年丰子恺故居被迫关闭的新闻感到沮丧，“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丰子恺先生在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明明是他的故居却一直拖着解决不了。名人尚且如此，若是学人的话，恐怕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他直言政府部门要有担当，也要有眼光，以张乐平故居与柯灵故居为例，家属捐献的手稿与藏品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当初政府支付的安置费与补偿款；至于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那就更加不可估量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的“蓝牌制”让陈子善印象深刻，也很受启发。“有一次我在伦敦的街上走着，无意间看到路边的一栋建筑挂着一块蓝牌，凑近一看，才知道印度诗人泰戈尔原来在这里住过。”他说“蓝牌制”的涉及范围很广，挂牌对象包括了产生一定文化影响的流行歌手，而负责审核的是一个专业机构，并且有专门的程序。“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见过这样的做法，当地居民以此为荣。既然现成的经验摆在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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