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字刚主，祖籍江苏武进，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十一（1901年5月28日），生在河南安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长辈们都以做官为荣，他倒好，甘愿做个被视为家族异类的“书呆子”、“大傻子”。

受到家庭矛盾的牵连，谢国桢没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幸有温良贤淑的祖母朱氏的疼爱，经常在夜灯下给“大保”（意为“宝宝”）讲故事、念古文，从《西游记》《聊斋志异》，到《诗经》《唐诗三百首》。如谢国桢日后所言，“我所以爱读文史，或者导源于此吧。”（《谢国桢全集》自述）后来，父亲找了一个讲授四书五经的家庭塾师，但是水平不行，谢国桢吃了不少苦头，屁股被打得鲜红。祖父谢仲琴也在无意间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他的藏书《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让处于求知萌芽时期的谢国桢吸收了必要的文史“营养”。

1919年，18岁的谢国桢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求学之路。从安阳到北京，迷茫的未来、潦倒的生活，水土不服的状态像极了现在的“北漂”。英文、数学一窍不通，只会背诵“子曰”、“学而”的谢国桢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补习文化知识，这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个中转站，谁知连续考了三年都被梦寐以求的北大拒之门外。

哀哉，莫非做学问的抱负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从理想跌落现实的谢国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路过北大校园，“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我的治学经历》）。彷徨犹豫之际，谢国桢跟着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吴北江学习诗文古辞，并在对方的推荐下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半工半读，温饱不愁。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25年的夏天，谢国桢以头名的身份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国学大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同期拜入门下的学友包括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等人，“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所长”（《记清华四同学》）。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谢国桢的知识涵养大有长进，其间还发表了具有科学观点的论文《明季奴变考》。“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文末的这段话，亦是其终生在治学之道上的领悟与实践。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谢国桢的榜样是倡导维新变法、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少时，他问家塾老师“我学梁启超好吗”，得到的回答是：“你怎么配学梁启超呢？”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奇妙，年纪相差28岁的两人最终在清华园结缘，耳濡目染加之言传身教，充满传奇色彩的梁任公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谢国桢的人生。

从清华结业后，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前往天津“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在迈步历史科学的同时担任梁思达、梁思懿（梁启超子女）的家庭教师。茶余饭后，谢国桢最爱听梁启超讲述学问与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多年以后，谢国桢对于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初出茅庐的谢国桢感到“腹中一无所有”，而梁启超是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如何“得”之还得讲究一定的方法。“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的治学经历》）有一次，梁启超谈起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引用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让谢国桢感到一头雾水，遂向先生请教。梁启超并无不悦或耻笑，而是当场讲述宋代元祐党争的故事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徒情谊，先生的谆谆教诲让他念念不忘。谢国桢之所以终生痴迷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精神与意趣的传承。“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谢国桢在晚年回忆学术生涯时，感叹“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次年，梁启超把子女送到了南开中学，谢国桢也跟着去那边教书。临别时，梁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写有题字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学生，另有其他两件字画礼物作为纪念。同年，谢国桢还得到了另一位清华老师王国维的绝笔扇面，上面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两首七言律诗：《即目》与《登南神光寺塔院》。据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载，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由清华校园乘车到颐和园，独自徘徊，又临时折回学校办公室，用墨笔将扇面上的“兄”修正为“弟”，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到鱼藻轩前，效法屈原，慨然自沉。

王国维的强毅坚忍与一丝不苟，深深触动了谢国桢，这段典故至今让人百感交集。两年后，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又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谢国桢受惠于先生的交情，前往北京图书馆工作。起初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在梁启超纪念室整理馆藏金石碑版，从事明清史研究。当时馆内人才众多，比如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第等，在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下，谢国桢砥砺学问、仆仆风尘，完成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晚明史籍考》。

承胡适与傅斯年的介绍，谢国桢于1932年赴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讲师，利用早年积累的史料撰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本打算赴河南大学史学系任教授，但因故未能成行。“七七事变”导致北平沦陷，他跑到长沙，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工作，据说生活上不习惯，思家心切，没过多久回到了北平图书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让他后悔的决定。

局势复杂动荡，谢国桢受周作人之邀进入伪北大史学系，无所顾忌地谈论祖国历史和“华夷之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勒令他辞职。丢了工作，生活没有着落，谢国桢找傅增湘帮忙，去川帮私营大中银行司笔札之役。“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掩耳盗铃而已。”（《谢国桢全集》自述）

1945年，抗战告捷，国家渡过危难，谢国桢也结束了个人的混沌期，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或是命运的安排，或是现实的考验，此后一段时间，几乎隔年就会变换工作与生活场景。1946年，父亲病危，他返乡省亲，途中偶遇范文澜，受其委托去上海为华北大学采购图书；1947年，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在开明书店编写书稿，校辑《鲒埼亭集校注》，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1948年，由钱穆推荐，远赴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9年春，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秋至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目录学与历史文选。

反右运动掀起后，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继续明清史的研究。其间陆续发表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与《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并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但他还是用“懒惰成性，没有抓紧时间”来检讨自己。

一场前所未有的“文革”浩劫让无数知识分子陷入悲观和绝望，谢国桢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在屋子里停职反省，后发配至河南息县明港干校。在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收集史料，笔耕不辍，利用两年时间写就了不同于明清研究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噩梦醒来，更觉时不我待。谢国桢年近80岁，本该是安享天年的时候，他却没有流露任何退意。在社科院带研究生的同时，谢国桢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不辞辛劳地去各地鉴定古籍，《江浙访书记》就是晚年的成果之一。1982年9月4日，在京住院治疗的谢国桢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始终铭记先师梁启超的遗训，临终前的日子里，还在病床上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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