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年号。这种时候，就会让人想起昭和六十四年（1989）一月七日的事情。这天的下午两点，全日本的媒体都把目光放在了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身上。

官房长官素有副首相或是政府发言人之称，小渊官房长官的发布会便是在首相官邸召开的。与素常的发布会相比，这场发布会的前奏显得格外嘈杂，不论是台上的人还是台下的人，都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一天，可时代交替的紧张感却一直刺激着他们早已疲惫的躯体。

新闻发布会时的媒体摄影阵仗

小渊惠三在记者的簇拥中走进了发布会场，坐在了狭窄的方桌后面。这张桌子他今天已经坐了许多次，台下的记者们估计也没有生面孔了。下属拿来一个纸盒，小渊不耐烦地告诉他，把外壳去掉，纸板拿过来就好了。在历史性的时刻堂堂官房长官还要笨拙地拆纸盒，未免也太不体面了。

人声与相机声嘈杂错错，小渊局促地坐在桌前，等待说话的时机。

尽管早已不可考证，但不免让人好奇：此时他在想些什么呢？

或许他在回想这忙碌的一天吧——这一天实在是太狼狈、太漫长了。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的小渊惠三与下属

“慌乱”——记者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今天凌晨驱车赶往宫中的官僚们。

尽管旧时代落下帷幕的迹象从一年前天皇体质恶化就开始浮现了，但整个日本却毫无迎接新时代的气氛。报纸绝口不提老天皇身体的危急，一如当年他们对老天皇军队的危急讳莫如深。杂志就没这么好心了，不少杂志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天皇之死的专题，甚至打出了“裕仁，拜拜了您嘞”这样的标题，但他们对这种与大正末期一样的气氛感到恶心：平时没人搭理的天皇怎么现在弄得好像和国运联系在了一起？电视台的记者们更加灵活，他们可以像播报自然灾害一样更新天皇最新的身体状态。就像这会儿，他们在皇居周围已经守了一夜了。

昭和六十三年（1988）10月5日，动画节目中插播的昭和天皇身体信息。

宫中通报天皇病危的电话是五点左右打来的，一早竹下登首相就驱车去了宫内厅，而小渊则留守在首相官邸。宫中与政府，两边的消息需要同时播发，但意义却不一样：一个是家事、一个是国事。

6时35分，跟随在宫内次长之后，小渊播发了天皇“御危笃”的消息；一个小时后，7时55分，小渊与宫内厅长官同时播发了天皇已于6时33分去世的消息。“天皇陛下 崩御”——NHK的黑屏速报画面定格在了历史记忆之中。

危笃消息播发时天皇已经去世，宫中与府中在失措与混乱上，可以说是“俱为一体”了。旧时代已经落幕，新时代却缺乏准备。昭和终焉的基调就是这样的仓促。

老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按照近代天皇制的理论，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近代的日本学习了欧洲的王权理论，天皇生而有涯，皇室则万世一系。人死线不断，之后的各项手续不过是对此的追认。既然如此，年号就变成了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不同于中国古代王朝的次年改元，近代日本确立的乃是当即改元制度。早些年官僚们觉得老天皇活着的时候就商定下一个年号实在晦气，仿佛是在咒老天皇什么时候咽气。但身体与年龄又不会骗人，于是便只能磨磨蹭蹭、偷偷摸摸、扭扭捏捏地准备了几个，结果这些提案的作者在老天皇弥留时也已全部去世——这就像先去世者要为后去世者送终，怎么想都极为奇怪。只好前功尽弃、重新偷偷摸摸地募集，转眼就到了今天。

崩御消息发布，当宫中的人为天皇交接焦头烂额的时候，政府这边就要为年号四处奔波。一个上午就要拿出寓意好、好写好念、又不与各类名称与历史既有年号重复的两个汉字实在不容易。

就在宫中举行明仁天皇继承剑玺仪式的时候，内阁从偷偷摸摸的十多个方案中最终敲定了三个出来。而在紧急召集的有识者会议上，新年号的确定格外地迅速，理由也令人意外：另外两个年号修文、正化的日语罗马字开头都是S，会和以S开头的昭和重复，用起来不方便。不然以后电脑显示S20，那我们要如何告诉电脑，这个S是新天皇，那个S是旧天皇呢？作为现代社会的烦恼，这个理由从未在历史当中出现过，但却实打实地过于强大，乃至新年号的选定一路绿灯，几乎没有任何官僚有力气与心思去刻意推敲文意。既然都挺好，那就用这种方式选个更好的吧。

某份公用文书表格样本，可以看见其中的年号均用字母代替。

决定了一亿两千万人几十年间生活节奏的年号，就这样出自一个非常强大、无法反驳，但又有些苍白和寒酸的理由。

不过，年号被追认为国家制度也不过是十年间的事情。战后大家一直都在使用年号，却从未发现年号隐含的历史态度早就因大战失败而遭到废除。官僚们眼见着老天皇过一日少一日，才意识到定义了这位天皇在现代社会最大价值的年号已从法律上消失了快半个世纪。不过无关法律与制度，日本人依然将年号作为一种习惯，在方方面面使用着。

“我出生在大正十年，大正十二年随父亲上京，上中学那就是在大正……啊呀，那会儿已经是昭和了啊。”年号指示了生活，为生活中的一切赋予了刻度。自然生活、一天天一年年的日出日落从此与某个人的生老病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管多么憎恶天皇制，年号都会让日本人与天皇建立特殊的联系。昭和就像一个暗号，串联起日本人独有的时间感觉，让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天皇的生命史保持同调。昭和二十年的人们不禁会想，明治二十年时发生了什么；昭和六十四年的人们会想，如果明治也有六十四年会怎么样。当日本人用“昭和六十四”而不是1989来理解这个年份时，不管天皇再怎么虚无缥缈，天皇制就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就在日本人生活的最细节之处。

日本驾驶执照样本，其中涉及时间的部分均用年号来表示。

对于这一点，日本人既死死地守护着，却又轻率地决定着。

不管怎么说，年号已经诞生了。此时，拨转时代齿轮的钥匙就握在官房长官小渊惠三手中。

小渊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虽然他本人正是如此，但城府极深、手腕老辣——这些标准东京霞关政治家的形象将不会出现在人们对他的回忆里。

他的回忆，只有下面这个场面：

昭和六十四年一月七日，下午2时36分。

“刚刚结束的阁议中更改年号的政令已被决定。正如第一次临时阁议后向各位报告的那样，预定将在今天公布。

新的年号，是‘平成’。”

说罢，他举起早已拆好外壳的纸板，迎接着闪光灯的洗礼，下属写好的“平成”二字苍劲有力。

这个画面将永远刻进与我们同时代的日本人的回忆之中。

当小渊惠三的身影遍布日本全国各种屏幕时，记者问一个老者如何看待新年号这两个字，他说：“看来是一个温柔的时代啊”。

平成，出自中国古典《史记》与《尚书》。《史记·五帝本纪》：“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是说帝舜用人得当，使得纲常不坠、秩序井然；《尚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这是帝舜表扬禹，说他治水得当，天地协和。

年号公布后，日本媒体对年号出典的介绍

今天看来，这两句出典颇有些讽刺。就以离我们最近的这两年来说吧：平成二十九年（2017）按照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老年虐待案件达到了一万七千件，是史上最高；平成三十年（2018）一月、三月火山喷发，二月暴雪、七月暴雨、八月强台风，四月、六月、九月强震。

社会崩溃、天灾频发，恐怕是当下的日本人对平成的主要回忆。 

平成元年六月，就在老天皇去世的半年后，生命经历几乎可以与昭和划上等号的歌后美空云雀也去世了，留下遗作《川流不息》：“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回头看看/这条细细长长的路/通向那远方的故乡”。云雀常见于春季的日本田园，是春之风物诗。什么时候听不见云雀的歌声了，春天也就结束了。

美空云雀去世时的《读卖新闻》号外

仿若谶纬一般，美空云雀的去世既再次证实了昭和的结束，也宣告着春天的结束，酷烈的考验即将来临。

日本人曾坚信美国人口中的“日本奇迹”。昭和前期通过战争没能完成的对“欧美列强”之“超克”，被战后的日本人以经济的方式达成。正义的盟友、优越的地位、富足的生活，1980年代的日本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奇迹的恩典，掀起消费与欢乐的狂潮，六本木、银座、涉谷……哪个不是夜夜笙歌，柳绿花红。即便1980年代末在美国压力下日元汇率暴涨，外供萧瑟，实体经济严重受挫，为维持景气的印象，日本政府依旧大举放宽融资限制，开启了新一轮日本人在全世界爆买与投机的狂潮。

美国政策研究家查默斯·约翰逊于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当年就被译介回日本，并成为畅销书。该书认为，正是由于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与政府指导方式，日本才能够在战后达成高速经济成长的奇迹。

日元虚高与毫无节制的借贷让日本人所拥有的虚伪购买力不断膨胀。平成元年（1989）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38957.44点，从此成为绝唱。资本市场吹出的泡泡无比绚烂，却一击就破。最终，本欲控制资本与消费癫狂的日本政府踩下急刹车，消费与投资应声骤减：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而言，外有巨额花呗，内则订单可怜。迅疾的冷清让大小企业无力承受，链条断裂、一溃千里。

危机发生后日经指数不断下挫，一年间便狂跌近半，并在后期长时间低迷，更于平成二十年（2008）达到了历史最低的7162.90点。

“泡沫崩溃”，从此开始。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日本人在各方面都开始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失去的年数取决于说这话的年份。眼前所有，历历皆非，平成三十年间，日本人遗失了“自我”的感觉。

我们先来想一下，作为个人，我们是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我们在与伙伴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自己的家园中收获生活的意义，我们在积淀的记忆中确认自我的存在。伙伴、家园、记忆……这些概念对人至关重要，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曾几何时，战后的两极格局给予了日本一种稳定的幻觉，毫不怀疑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毫不怀疑伙伴们的可靠。直到这套系统老态龙钟，裂痕斑斑，日本人也坚信自己的经济优势依然可以使其保持特殊的地位。而作为先声，昭和六十年（1985）美国指责日本不公平竞争，扬言开打贸易战，其结果便是《广场协定》及其带来的日元升值，久已忘却的战败之痛重新浮现。紧接着平成元年（1989）柏林墙倒塌，原有的敌友关系彻底混淆，新的力量一个接一个将日本甩在身后。

有人震惊于美国的不顾盟邦之义，将日本视若棋子；有人切切痛心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资本主义的全面得胜。“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孽子孤臣，左右惶然。“日本是个国家吗？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现在的日本，是个正常的国家吗？”这样的切问，贯穿于平成日本的年岁之中。

在部分日本人看来，签订《广场协定》无异于又一次无条件投降。

伙伴既已丧失，周身则更见陌生。不论是江户元禄的寺院，还是摩登昭和的公司，日本人总能够找到一套安顿社会当中每个人生老病死的办法，并让这种联系与秩序代代相传。对于日本人而言，三月毕业、四月入社，终身雇佣、夫唱妇随，积年累月、步步升迁，这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泡沫崩溃导致大量的公司倒闭，亚洲金融风暴与美国次贷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以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日本人安身立命之本，自此被摧毁殆尽，裁员、破产、倒闭、欠薪成为了新的风景。疯狂投机与泡沫经济助长了贫富差距，风雨飘摇的经济背景令中产阶级不断赤贫化，“一亿总中流”社会解体。风景不再，际遇悬绝，每个人都是彻底的个体——缺乏共同生活、缺乏理解的可能，“无缘社会”渐渐抬头。“心之壁”，坚且深。

平成九年（1997），百年老店山一证券主动破产，时任社长野泽正平的“号泣会见”成为了泡沫崩溃的象征。野泽社长在当时发表的讲话更是映照世相，堪称昭和式企业的挽歌：“所有事情都是我们（经营指导者）的错，员工们没有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帮帮我们的员工！  这里有许多优秀的员工，（员工们的再就职）真的是求求大家了，都是我们的错，员工们没有过错！”

不仅如此，当生活变得挣扎与锱铢必较时，构成生活之意义的那种盼头与色彩，也就无足轻重了。月色真美不能当饭吃，家族和睦不足以自存。“大逃杀”作为日本现代竞争的隐喻曾震惊各界，现在也能被优哉游哉地接纳为“吃鸡手游”。老龄化撞上少子化，让养老院化身虐待与枯耗的阿鼻地狱；恶性犯罪刷新着想象力的极限，反过来又引发了魔女狩猎；旧日的价值与希望无异镜中花，新兴宗教层出不穷。

责任与角色不再是生活的支柱，而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即便是在科幻动画中，同样是面对社会无上期待的巨大机器人驾驶员，昭和时代的阿姆罗可以意气地说“不能说到做到，但是只能上了！”，平成时代的碇真嗣却只能躲在巨大机体里，边发抖边一遍遍告诫自己“我不能逃、我不能逃、我不能逃”。

于平成十二年（2000）上映、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逃杀》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日本政府为了改造下一代，每年都会将一个班级的初三学生放逐在荒岛上，并鼓励他们自相残杀以获得生存机会与终极奖赏。影片以极端的方式批判了90年代日本社会所遭逢的各类社会与世代问题，引起了极大冲击，日本国会甚至曾要求该电影相关人员到会备询。

乐土与家园变成了“昨日的世界”，日本人这时才发现连自己的历史也是云月朦胧。战后许久，战败的阵痛早已被高速经济成长所治愈，而真正的反思也被景气与冷战所模糊。当一切倒塌之后日本人才发现“战后”依然需要面对，可是印象却越来越淡漠。中日韩为历史记忆再三争执，大江健三郎提起了冲绳的永久往事，老天皇的去世让裕仁的战争责任再次成为话题。

有人说要在平成维新中恢复皇国旧日的荣耀，那是一个如坂上之云般凯歌高奏健康向上的时代；也有人说日本作为国家就要承担原罪，近代的任何事业都沾有血淋淋的罪恶，爱国心更是危险中的危险，自救请先从唾弃国家开始。哪种说法都难以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则变成了各类派别与团体夹杂的想象混合体。

围绕学校是否有义务公开展示国旗、带领学生奏唱国歌的问题，平成时代的日本经历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各方的争论与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直指当代日本人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

出游在外的游子，心里都怀揣着家乡那一份熟悉的感觉——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生活”。这种生活里有我们青梅竹马的伙伴，有埋藏着童年灿烂的回忆，也有熟悉的角角落落。这种理所当然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之粮，这种不需要任何小心与防备便可直接躺倒的安心感是我们内心最温软的角落，一隅便可支持我们继续前进。而对平成日本而言，每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日本人便慌慌张张打开手电冲进记忆的仓库，却发现其中或是空空如也，或是旧时代的废墟。

平成时代的日本以一个流亡者的姿态，不断询问着“我是谁”，艰难地面对着日月洪荒的全球化社会。

进入平成时代，日本被一种“昭和乡愁”的情绪所笼罩。一面是“初出乡关叹屡空，行人愁见暮云重”，另一面却仍要相信“虽然斫额望乡关，前头大有路在”。日本人别无选择，只能用既往的经验来应对未知的所有可能性与命运。就算是三十年的失去，也不意味着一味在原地停滞。被旧日体制完好保护的日本人突然被抛射到了这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化世界，旧日的心态混合着全新的世界，孕育出了一种双重颠倒的特性：旧日的心态以全新的形式再次登场，传统的领域中则发生着新鲜的革命。

传统与革新的和解、交锋，这会儿才刚刚开始。甚至也有人说，到了平成，日本才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传统虽然没落，但依旧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着强劲的生命力。即便是最昌明的技术时代，个人的知识与技能仍然不足以守护生活，地域的联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依旧重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不足支撑国民统合的大任，新的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合作方式，传统社会中沉睡的元素，也等待着被重新唤醒的机会。

昭和年代的景气让与战争逃不开的裕仁天皇神隐了许多年，快去世时才伴随民族主义的复兴被人想起来。而在多灾多难的平成，生平无垢的明仁天皇承担了国民的苦痛，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社会“皇室象征”的道路。皇室在纪念日访问战争被害地、在灾害之时亲赴灾区慰问灾民。古时，每每遭逢重大自然变故，天皇会承担起萨满祭司的职能，带领民众祈求风调雨顺；而平成时代的天皇在相同情况下，则成为了日本国民情绪的担当。大塚英志将之称为“感情天皇的诞生”——天皇成了一个分享感情的存在，在国民间彼此联系细若游丝的平成时代，明仁天皇的这一方针让天皇制度一举稳定了基盘，也让皇室成为了平成时代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种符号。

平成二十三年（2011）东日本大震灾后，到受灾地慰问灾民的明仁天皇夫妇。

 或许基于同一心理基础，“绊”成为了平成日本极其常见的风景——“绊”（Kizuna）在日语中指无法切断的缘分牵连，暗含着彼此同将对方担负起来的心愿。兵荒马乱的中世，农民们会自主结成同盟，互相担保对方的生活，在乱世中求得一份生存。平成撞上了地震高发期，又撞上了新世纪以来的极端气候，一次次的天灾作为另一种“兵荒马乱”，让“绊”的概念逐渐成形强化，从而指导了国民之间的联结。

东日本大震灾一周年时，冲绳县那霸市一广场中进行的烛光祈福活动。

 不止社会的整合力，旧日的诸多元素都在赛博与信息的社会中转生。虚拟主播与歌姬的妙曼身姿让我们窥见了昔日文乐人偶演出的盛况，偶像演唱会上观众整齐划一的动作与口号则让人想起了祭典中卖力的氏子，日本产的科幻作品透露着浓浓的日式人情，机器人观音也咿呀咿呀地在京都高台寺亮相。以信息技术与虚拟文化著称的平成日本，却仍在这些精美幕布的背后，藏着深植于传统的铜镜与烛灯。

 由人操作而代人传声会意，在这一点上文乐人偶与虚拟歌姬共享着相似之处。

 然而，日光之下，亦非没有新事。集团伦理解体的平成时代，既可以说国民失去了支柱与家园，流散了理所当然的生活。但也可以说，一个向着个体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旅程，已然鼓帆而前。

 宽松世代一方面被上一代人斥为垮掉的一代，另一方面又在以新的方式定义着平成时代的亲子关系，森严的三纲五常在平成的年轻人中摇摆松动，终究促成了平成三十一年（2019）家长体罚禁止法案；手机与网络带来了平等的话语，地方偏僻的田舍女孩也可以书写自己的爱情，手机上广为诵读的稚嫩文笔，不论是虐恋还是耽美，都能在平等的社群中获得拥趸，文化上的地方包围中央带来了清爽与活力；泡沫经济崩溃，政府应对迟缓，昭和时代被奉为有能的官僚体制受到怀疑，长期稳定的政坛格局也陷入摇摆震荡，民众嘲讽上下忖度，不齿侍奉列强，更对日本官僚制度习以为常的惯例发起挑战，平成日本也在重新定义民主。

平成三十一年（2019），日本政府在决定立法禁止家长体罚子女的基础上，正式准备废除历史悠久且规定于民法典之中的亲权人的惩戒权。

 长辈说的一定是对的吗？政府说的一定是对的吗？男性喜欢女装、女性独立自主、赞美同性之爱、扮演动漫人物，就该受人随意批评吗？那些在昭和时代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平成日本都有了新的看法。

或许正如那个老者所说，平成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温柔了。

流亡者固然悲惨狼狈，但也意味着得以重新表述自己，重新确认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这需要反思的力量。“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是如此，国家亦然。从神坛跌下，与过去一切的历史决裂，是每一个国家都可能面临的抉择。日本已经做出了抉择——到底是社会决定了人，还是由人来决定社会——面对日渐崩溃的世道，日本人已经迈开了步伐。

东亚君的邀请函

接下来的三十天里，东亚君将会以一天一个关键词的方式，为大家讲述一个国家三十年的成长史。这部成长史，是挣扎与转身、苦恼与纠结交加，到现在仍未得出答案的历史。

这并非仅仅与日本有关。我们眼见的这个优雅又猥琐，积极又病态的平成日本，深远地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也影响了我们自身。

我们从电影、动漫、综艺、文学、游戏等等途径中观察着日本，我们从消费与游玩中体验着日本。作为最近之邻，日本就在生活的侧近。而我们所眼见、耳闻、体感的日本，而正是这个充满了平成气质、跨越了三十年挣扎与疑问的日本。村上春树的迷惘苦闷，AKB48的青春绚烂，岚的少年意气，是枝裕和的温柔清新，都与这个平成时代密切相连。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承载着历史对他们的浸润。战国与幕末的大江东去固然惊心动魄，但对于眼前的日本，理解小曲切切，亦是别有风情。

柯南、火影、海贼，撑起了多少青春与梦，勾摄了多少中国少年的心结。无印良品在国内遍地开花，便利店模式风行城市，虚拟交互我们也不落人后——日式的衣品、审美、趣味，不断地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判断。乃至卖萌、打call，这些国民共用、影响至深的词汇，也莫不勾连着平成时代日本的流行文化。这些跳跃在我们口头上的意识、趣味与眼光，渗透着平成三十年间的宛转与流连。我们的话语中既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别人的故事。

其实何止文化，平成日本三十年正在以更深刻的方式与我们发生着联系。全球化与标准化将同一种伦理、同一种审美、同一种思维贯彻于世界最细部的角落。资本的狂欢是全球的风潮，现代的胜利要求摒弃传统的本质。面对现代社会，东亚共享着同样的失语、苦恼与挣扎。乃至平成三十年间的光荣与痛苦间，我们甚至能窥见自己的身影。

平成日本从顶峰狠狠摔下，文化、经济、政治，全部的自豪感在数年间灰飞烟灭。虽然狼狈，但也未缴械投降。日本与我们共同走在名为现代化的羊肠小道上，一起追问着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平成，也是理解我们自己。

“一起跳舞吧，向梦中走去吧，你不想去一次吗？”

亲爱的读者啊，平成已经敲响了倒计时。或许在你读这篇文章时，小渊惠三的后辈已经转动着时代的齿轮继续前行了。在观察着日本进入这更深远的未来之前，东亚君邀请你在这春意盎然的四月，再次回顾这如梦一般的“失去的三十年”，一起体会这三十年间，与我们同时代的日本人，那些属于他们、也映照着我们的悲欢与笑泪。

梦中，不去一次吗？

图文：库浩辰
编辑：库浩辰
责任编辑：任思蕴

来源：东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