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通过讲述那些穷孩子们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绝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评政府的无能、谴责所谓社会的不公，更不是要将危机的源头归咎于单一的责任方，而是条分缕析，从诸如婚姻家庭、学校状况、邻里社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导致阶级隔离和机会鸿沟在美国愈演愈烈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根源。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被逼入“特朗普时代”：民选总统公开食言，自由媒体谎话连篇；霸权国家嫁祸于人、出尔反尔、蛮不讲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出乎意料之事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道德底线一再被下调，教科书上学到的概念框架纷纷失效，由于受到反复刺激，我们的神经感觉麻木且迟钝，又莫名地失落加愤怒。我们不得不审视：在浮躁、焦虑、喧嚣、分裂、怨怒等诸多症状之下，一定潜藏着某种深层的与日俱增的社会危机。

“特朗普时代”的主体并非特朗普总统本人，即便幸得冠名，特朗普却称不上这个时代的首要缔造者，它毋宁是之前数十年美国乃至西方政治、社会危机长期积淀的衍生物：美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日趋陷入党派倾轧的旋涡无法自拔，竞选沦为公开的金钱游戏，政府职位被政客明目张胆地拿来作为权钱交易的筹码，利益集团彼此掣肘，致使亟待解决的公共政策议题只不过是政客们为赢得职位的华丽许诺；显得振振有辞，实际却是语词的泡沫；民生艰困、社会嫉怨，政客们却在自己一手编造的美词丽句构筑的幻象之中非常醉且非常美，意识形态僵硬，公职家族化，国家软弱，政府低效，法律制度陷入功能性失调式的政治均衡，政治衰败日趋明显……对此，政治学者福山业已作出了系统诊断（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四部分，第413-499页）。可惜知识界或囿于某种意识形态惯性，或为派性立场裹挟，福山的著述只是被断章取义、随意用来为各自的立场背书罢了，致使迟迟无法真正进入福山的现实关切和理论视野，即便迎来了特朗普的“意外”当选。

如果说福山对缔造“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根源作出了全方位诊断，帕特南则通过《我们的孩子》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给出了系统分析，该书副标题“危机中的美国梦”传达的正是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切危机意识，与2000年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相比，《我们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深深的焦虑、伤感甚至悲愤，眼看自己深爱的祖国疲态日显，贫富悬殊导致的机会鸿沟愈演愈烈，穷孩子和富家子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差地别的“美国”：富家子住在宽敞的临湖别墅里，日常琐事有保姆管家打理，高墙门卫，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父母亲戚邻里朋友的助力下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而那些底层的孩子却生活在毒品泛滥、暴力横行的贫民区里，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稳定的家庭、良好的教育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充满希望的前途，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生存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无奈的挣扎，他们的人生是一曲曲在他们出生时即已被写定的悲歌。

《我们的孩子》针对的是当下的美国，折射的却是未来的美国。《我们的孩子》无疑是帕特南的一部“发愤”之作。在对美国社会长期且持续的观察研究中，帕氏目睹美国人的社会关系网不断塌陷，人们彼此隔离，个人沦为一个个孤岛，阶级差距不断叠加，由此带来的机会鸿沟与日俱增，下层阶级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外在条件相继丧失，他们的下一代的前途早早地被定格在贫困、羞辱、绝望之中。在书末题为“《我们的孩子》的故事”的附识中，帕特南和他的研究助理以动情的笔调这样写道：“我们在本书中讲述了许多穷孩子的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我们绝没有在样本上动手脚以扩大穷孩子的困境，如果说有的话，反而是我们实际上低估了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悲剧人生，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遇见的许多事令帕特南和他的团队心碎不已：他们原本打算访谈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子，但男孩儿的父亲之前问他们，他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小女儿也一起带来，只是为了看一眼真正的大学毕业生长得什么样；依照惯例，他们会向参与访谈的家庭支付50美元的酬劳，中上阶级的父母一般会婉拒这份报酬，但对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说，这点酬金无异于雪中送炭，足解燃眉之急，因为那天家里正在等米下锅，50美元解决了他们拖欠的燃气费和饭钱，而另一位女孩则用这笔钱去吊唁前几天在黑帮火拼中被枪杀的一位亲戚。

在过去40年里，美国社会组织纷纷解体，人们日趋沦为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体，他们彼此疏离、冷漠，整个社会消极被动、一盘散沙，对此，帕特南不无忧虑地写道：“在常规环境下，群众对政治稳定仅有微乎其微的威胁，而且这仅有的危害也会因群众自身的冷漠而化解。在这种情形下的政府可能不那么民主，但至少可以保持稳定。而一旦陷入严峻的经济或国际压力，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和美国的那种压力，原本‘消极被动’的群众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歇斯底里，值此之世，就会有反民主的煽动政客用极端的意识形态来操纵群众。”（同上，第269页）不幸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上台，最终使帕特南的上述隐忧一语成谶。现在想来，当初帕特南在大选临近尾声时在美国政治学界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联署签名，绝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或党派立场分野，实在是无法释怀的忧愤之举。

公共写作的积极意义

对于学院里的研究者尤其是政治科学学者来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构成了他们时刻需要面对的张力甚至矛盾，学院研究者经常的疑虑在于：关注公共议题，是否是学术研究本身职责所在，是否应当作为研究者的旨趣和目标。然而，在帕特南看来，诸如此类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只不过是研究者作茧自缚式的想象的产物。事实上，好的研究从来就是两者兼得，而不是非此即彼。对政治学者来说，科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科学真理与公众关切、科学与政治、象牙塔与公共广场，并非惯常所认为的非此即彼，而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政治学者孜孜以求的应当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科学”、“具有批判眼光的变革主义的政治科学”，它要求政治研究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做跨界思考，抛弃所谓“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或“事实无涉的哲学批判”，“问题”先行而非“方法”先行，寻找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积极的跨界合作，通过提出新的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突出那些被忽视的价值，找出影响这些价值的关键要素，揭示事实与价值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与社会公众展开真诚的对话，政治科学家能够对公共生活做出积极贡献。在2002年新一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帕特南强调指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关注最为紧迫的公共议题，政治科学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使命，对公民

同胞的日常关切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非但不是政治科学研究者的额外义举，而是政治学者追求科学真理过程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题中之义。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科学的旨趣“既不是向当权者提供明智的意见建议，更不是充当高高在上的牛虻，而是这样一种政治科学，它力图开启与公民同胞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启迪他们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知。它是一种严肃诚恳、开放包容的公民教育过程，其核心旨趣在于涵育有着强烈“立法家”情怀、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行动的公民，而不是充满“怨妇”情绪的消极旁观者、怨愤者。

帕特南自己正是上述原则使命的践行者。从《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2000年）《和衷共济：复兴美利坚社群》（2003年）再到《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2015年），相继高居畅销书榜，相关议题引发了广泛且热烈的跨界讨论。在哈佛教授群中，类似帕特南这样的公共写作者并非孤例，从早期的费正清、赖肖尔，到傅高义、约瑟夫·奈，再到晚近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弗格森（Niall Ferguson）、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这样的公共写作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深厚的学术造诣，还要求他们具备娴熟的文字把控能力，从谋篇布局到故事线索，写作者既要言简意赅稳健精到地将核心论题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又要充分掌握读者的阅读节奏，牵引阅读者的注意力，使其完全进入写作者构筑的文本世界，循着故事情节的次第转换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精神共鸣。

得益于团队助理高水准的文字编辑能力和出版编辑的文稿编辑素养，《我们的孩子》在文体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加之两位中文译者田雷、宋昕精妙的译笔，更是锦上添花，可谓中文读者一大幸事。从结构上看，《我们的孩子》围绕纵横交错的两大轴心展开：纵轴即“50年代”与“21世纪”前后40年对衬，横轴即“穷孩子”与“富家子”人生故事的对比，每章论题都以具体而微的个体经验开篇，继之推演至一般性的学理分析，具体案例与一般学理彼此交融，既有“显微镜”，即深度聚焦，观察单个孩子及其家庭、社区的生活经验，又有“广角镜”，即涵盖多学科的智识资源，同时包容更多元的视角。全书文字极具画面感，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镜头切换与论题转换相互配合，娴熟自如，天衣无缝。作者文笔简洁生动，要言不烦，读之如同观看一部牵动人心的纪录片。笔者这里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先阅读书末附识“《我们的孩子》的故事”和“致谢”两部分，帕氏在其中详细交代了整个调研和成书过程，读者会发现作者将丰富的个体生命感受充分融汇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之中，读之感人至深，相信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初学者都会启发多多；接着可以读第六章“路在何方”和第一章“美国梦：幻象与现实”，最后依次分别读第二（家庭结构）、三（为人父母）、四（学校条件）、五（邻里社区）各章，而全书核心论题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的。

聚焦小群体，揭示大问题

《我们的孩子》的研究对象是“小群体”，即18岁到22岁的美国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值高中毕业，刚刚步入成年，他们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是进入大学还是走向社会。他们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成长痕迹，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精神状态无疑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透视他们童年成长的环境，包括家庭、父母、学校、邻里等方面的成败利钝、利弊得失。

《我们的孩子》揭示的是“大问题”，即美国过去40年累积起来的结构性危机：贫富悬殊愈演愈烈，阶级鸿沟不断拉大，阶层隔离触目惊心，社会流动举步维艰，穷孩子与富家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天差地别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使得穷孩子力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机会平等不复存在，“美国梦”濒临破碎，一个“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富人的美国”，彼此区隔、相互疏离，两个世界的孩子由于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他们对他人、社会的看法也截然对立。如果说今天的美国在为过去40年不断积累的社会危机“埋单”，那

么可以想见，明天的美国也将不得不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为“两个美国”可能导致的恶果付出沉重代价，为此，帕特南发出如下警示：“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不仅会危及美国的繁荣，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甚至是我们的稳定。”（《我们的孩子》，第269页）

富家子在畅想未来，从容构筑他们的诗和远方，而穷孩子连眼前的苟且都不可得，更别说对未来的希望。

克林顿港的“大卫”，18岁，从童年开始，父母离异，家庭破碎，居无定所，父亲酗酒、吸毒，最终因抢劫被关进大牢。由于无人照顾，大卫沦落为社会盲流，打架斗殴，结交狐朋狗友，寻衅滋事，一度被关进少管所。在访谈中，帕特南和他的团队发现，大卫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坏人，事实上，他对九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渴望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但这些对他来说实在是过分的奢望。雪上加霜的是，大卫的女友意外怀孕，生下一女后弃他而去，而且后来发现这个孩子不是大卫自己的，即便这样，大卫也欣然承担起对孩子的监护责任。或许是因为面对访谈，大卫要故作男子汉的坚强，强作镇定，但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一部“狗血剧”，孤独焦虑，不堪重负，暗无天日，他要求不高，命运却对他如此吝啬，几无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在Facebook上的一次状态更新反映的才是他的真实心境：“我总是人生输家，我只想再感受下完整的生活，为什么却一错再错！我对生活竭尽全力，但却一无所获。完了……我他妈的真完了！”（同上，第33页）

俄勒冈本德镇的“凯拉”，她生在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亲打零工勉强度日，凯拉有五个兄弟姐妹，要么同父异母，要么同母异父，属于典型的“拼盘家庭”。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凯拉跟着父亲，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父亲中途又患重病，凯拉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当初父母离异给青春期的凯拉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她性格变得孤僻自闭，抑郁症状表现日趋明显，她怀疑生活，怀疑他人，对凯拉来说，“这个世界变幻莫测，难以驾驭，充满恶意。……在她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稳重可靠的长辈。‘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生活的一切都在瓦解、崩溃 ’”（同上，第67-68页）。

还有在亚特兰大北城一座破败的购物中心里干打包杂物体力活的“伊利亚”，还有加利福尼亚橘子郡的“罗拉”和“索菲亚”姐妹，还有住在费城最危险的街区肯辛顿的“丽莎”和“艾米”姐妹，还有……这一幕幕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美国年轻人的生命悲歌，绝非作者刻意筛选出来以博取布尔乔亚们同情的素材，而是一场遍及全美的“美国噩梦”来临的征兆。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怀疑作者选择讲述案例的所谓“客观性”，但那些关于美国贫富分化、阶级隔离的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却不会骗人：“从克林顿港到费城，从本德镇到亚特兰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间的经济悬殊是每一段故事的关键情节。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变的是令闻者伤心，甚至感觉到危机将至的伏线：下层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父母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同上，第255页）

《我们的孩子》与我们

《我们的孩子》是一曲由诸如大卫、伊利亚这样的穷孩子们生存境遇合成的命运悲歌。帕特南的笔调温暖而不失理性，通过讲述那些穷孩子们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绝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评政府的无能、谴责所谓社会的不公，更不是要将危机的源头归咎于单一的责任方，而是条分缕析，从诸如婚姻家庭、学校状况、邻里社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导致阶级隔离和机会鸿沟在美国愈演愈烈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根源。帕特南洞察到危机的伏线，同时不放过任何人性的光辉，改变现状的希望：出身拉美裔移民家庭的“克莱拉”和“里卡多”夫妇，青少年时期曾在贫民窟度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加上幸运地得到学校老师的加持鼓励，克莱拉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上一代的困境，成功攀登至中上阶层。也许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克莱拉对女儿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但这位典型的拉美裔“虎妈”并没有忘记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成长于危险社区的孩子们，如今克莱拉是一名儿童社工义工，在她眼里，那些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这位妈妈可不是如今一般的富人的做派，而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记忆中的美国家长：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座孤岛，他们深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需要美国社会中那些幸运者向那些不幸者施以援手。或许援助者力所能及的付出，就足以帮助诸如大卫、凯拉、伊利亚、米歇尔、罗拉和索菲亚、丽莎和艾米们摆脱困境，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美国人所奉行的绝非如人们惯常想象的所谓“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事实却是，每个人的潜力只有在家庭、邻里、社群的守望相助中才能得到发挥甚至放大。为此，帕特南提醒我们，美利坚民族的创业史更准确的形象应是“一列马超队伍，上面满载着同心戮力的边疆拓荒者，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同上，第232页）。《我们的孩子》正是要在个人主义风潮已经占据上风并渐成压倒之势的时代，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唤醒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它不仅在通过学术表达以揭示病源，更在于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路线，号召人们正视危机并及早行动起来。

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过去40年的历史叙事似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基调：一个显得疑虑重重，踯躅彷徨，一个显得高歌猛进，自信满满。对于《我们的孩子》所诊断的“美国病”，我们毫无理由作壁上观，甚至幸灾乐祸。要知道，所谓的“美国病”绝非“美国的病”，它毋宁是典型的“现代病”，它正在困扰美国，帕特南开诚布公，直面问题，寻找解救之道。他的学术勇气、智性的真诚以及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的谦卑，难道不值得同样作为学者的我们自我检省？不宁唯是，《我们的孩子》还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审视各种社会肌体。

《我们的孩子》属于美国，又不仅仅属于美国。

作者：任军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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