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主时代的结束，《升仙太子碑》的政治表达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最终被遗忘和误读。然而透过其漫长而复杂的生成史，我们或许可以拨开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在探究其真正政治内涵的同时，感知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不可一世表相下幽微的内心世界。

伫立于今河南偃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是唐代著名碑刻之一，其碑文号称武后亲自撰书，因而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自《金石录》始，历代著录、题跋、考订颇多，至王昶《金石萃编》会最群言，总其大成。至于此碑主旨，自《朝野佥载》将王子晋与张易之联系起来之后，以《金石录》为代表的历代考证者多以为此碑系为张易之而作，然而现代学者则倾向于将此碑与当时政治形势相联系，颇具启发意义。事实上，除了碑文的本身，《升仙太子碑》的碑阴还包含了武后和中宗两个时代所镌刻的内容，这提示着我们，这座大碑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成史，而其后或许包蕴着更为深邃的历史内涵。

《升仙太子碑》不同寻常的生长史

《升仙太子碑》连赑屃及蟠龙首，通高6.54米，碑阳是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碑文，文末刻有“圣历二年（699）岁次己亥六月甲戌十九日壬寅”的建碑时间，而其碑阴按照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碑额所镌武后御制 《杂言游仙篇》，题“奉宸大夫薛曜书”。第二部分位于碑身上段偏左，系以武三思为首的宰相题名，分别为 “春官尚书检校内史监修国史上柱国梁王臣三思；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国臣王及善；中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臣苏味道；朝散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臣魏元忠；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臣狄仁杰；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谯县开国子臣娄师德；银青光禄大夫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郑县开国子臣杨再思；朝请大夫守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左控鹤内供奉臣吉顼”。第三部分位于碑身正中，仅两行，第一行被完全凿去，第二行则被凿去勒碑使姓名，存“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二十一字。第四部分紧贴碑身最右，通贯上下，系造碑各项具体事宜责任人题名，分别为“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已下名臣薛稷书；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晙；承议郎行左春坊録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题□□等名左春坊録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臣卓勒□；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以上四部分天、国、人、臣等皆用武后新字。第五部分位于碑下部偏左，为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相王李旦及其僚佐题名。

碑阴神龙二年的纪年和人为铲凿的痕迹，使 《升仙太子碑》的成立过程变得扑朔迷离。围绕此碑的讨论，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问题：一、立碑时间是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还是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二、碑阴中间被凿去勒碑使姓名及其左面一行文字为何？三、碑阴右侧上部的磨痕之下是否存在过所谓“诸王等名”，如非诸王题名，则钟绍京所书 “题□□等名”究竟为何？

我们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勒碑使姓名在碑阴正中，距离第二部分的宰臣题名较远，似乎并不是诸臣题名中的一位，而所谓“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不通，前当有“奉”字，同样的用例见诸于《金石萃编》所载裴光庭碑，其碑末即有“奉敕

检校模勒使朝议大夫□□议大夫上柱国□庭诲”、“奉敕检校树碑使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解州诸军事解州刺史上缺”两行。而在第四、第五部分，“御制”及“制”，如空间许可，都提行刻写，因此被铲去的一行可能原本仅为一“奉”字。而勒碑使姓名，《金石萃编》已据《旧唐书》考为薛稷，可从。

而此碑的刊刻时间，因为神龙二年题记中有 “奉制刊碑刻石为记”一句，故自清代以来便已聚讼纷纭。以王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此碑的建立应在神龙二年，但也有学者坚持此碑刻于圣历二年。何者为是，我们仍需从碑文本身及碑阴题名提供的信息入手，而第三个问题，也可在此一并解决。

理论上来讲，碑文中保留了大量的武后新字，自然应当信从圣历二年的建碑时间。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神龙建碑而保留武后御书原始面貌的可能性。但是碑阴题名结衔，尤其是碑右侧造碑刻字诸臣题名中所保留的武后时代特有的官名已经否定了这一种可能性。

▲伫立于今河南偃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是唐代著名碑刻之一，其碑文号称武后亲自撰书，因而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以居中的勒碑使题名为界，碑阴左右两侧题名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分割，左侧是当时在位诸相的题名，而右侧的所有题名则关乎采石、模勒御字、刻字、书写碑阴等一系列具体的碑刻制造过程，实际上是一份造碑责任者题名。这份题名无疑是碑刻生产过程中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我们重建《升仙太子碑》的生产过程有着重要意义。这份名单依照先官后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排列。从这份责任者名单中我们很清晰地看到造碑过程中细致的分工：碑额“升仙太子之碑”、正文第一行 “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篇末“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以及碑阴武三思至吉顼题名系薛稷所书。碑材系来庭县尉□晙负责采择。钟绍京和李元□负责模勒御字，韩神感和朱罗门负责刻御字。最右侧“题诸□等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臣卓勒□、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三行已不太能看清，这几行字所在的部分，有大片的石花，不少研究者因此认为碑上原题有武后时代诸王之名，后被铲去。但细审拓片，碑阴右上段虽有大片石花，但较第三部分勒碑使姓名处的人为铲凿痕迹要浅得多，且石花断续处露出碑石本底，并无唐代写刻痕迹，而右侧所有责任者题名都迭压于石花之上，因此这一区域的石花可能系碑石本身所有。而勒碑使之右皆是负责具体造碑事务的官吏，即使武后欲令诸王题名其上，亦不会在此区域。因此，碑阴原本并未刻有所谓“诸王等名”。那么所谓“题诸□等名”究竟为何？考虑到此碑每一字的书、刻皆有责任者题名，而造碑使及书字、刻写诸人题名的书刻责任人尚未有归属，疑此三行即记此内容，也就是说，从造碑使以下采石、书、刻诸人题名，由钟绍京书写，卓某及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这一份分工明确的责任者名单表明，此时此刻整块碑石已经全部完成。而造碑责任者的结衔无一例外地保留着武后时候特有的官称和武周新字，这些低级官吏的名字不可能出于事后追题，更不可能在事后仍保留着当时的官衔，因此圣历二年六月立碑时间当无可怀疑。

至此笔者对围绕此碑的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此碑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此碑的生成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需要从武后撰写碑文的那一刻开始说起。虽然碑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不过碑阴第一部分的宰臣结衔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魏元忠、吉顼分别以凤阁侍郎和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在圣历二年二月，娄师德再为纳言在同年三月甲戌 （十八日），而四月壬辰（初七），魏元忠已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并令娄师德副之，因此魏、元二位当在不久后即离都赴任。因此这份名单的题署早于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的建碑时间，很可能即是在武后碑文完成之后不久，因此碑文应作于圣历二年三四月间。而据《旧唐书·武后纪》的记载，就在此前一个多月，武后在赴嵩山途中专程 “过王子晋庙”，可以想象，王子晋这一意象激起了武后特别的感受，才会使她在一个多月后写下了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鸿篇巨制。而碑文的撰作时间也提示我们，同年六月十九日建碑之时，题名诸臣并未齐聚缑山、共襄盛事，而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当地武后对于升仙太子传说的重视——因为这些题名并非寻常建碑仪式中对现场参与者的记录，而是在碑文完成后不久，所有在任宰相对于碑文本身的联署，在一定意义上有着政治背书的意味，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武后对于此碑的郑重其事。

圣历二年六月，《升仙太子碑》在缑山之巅竖立起来，然而，随着女皇心绪的变化，这块石碑还在继续着它不同寻常的生长史。碑阴第一部分武后御撰《杂言游仙篇》的书丹者是奉宸大夫薛曜。控鹤府改奉宸府，《通鉴》系于久视元年六月（700），这提示我们，这部分内容要比碑文和碑阴第二、三、四部分的形成时间要晚一些。考本年四月，武后幸嵩山三阳宫，五月改元久视，七月返回洛阳。《游仙篇》篇末出现了久视的年号，提示我们诗应作于改元之后。按武后本次改元缘于五月的一场大病，赖僧人胡超所合“长生药”方使御体平复，诗中所表达的愿仙人赐与灵药令其长生的期冀正与她病后初愈的情绪相合，因此武后应于七月返回洛阳时又一次取道缑山，遂刊此诗于碑阴额部。是为此碑的第二次刊刻。

神龙元年 （705），武后逊位，同年崩逝，然而这块碑的生命历程却仍在继续。神龙二年，不知何故，相王李旦奉中宗之命，率王府僚佐在碑阴的下部“刊碑刻石为记”，并留下了第五部分的题名。这是此碑的第三次刊刻，去此碑初建已是七年之后。

综上所述，《升仙太子碑》及其碑阴题名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生成过程：在圣历二年庄重立碑之后，武后和中宗都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在碑阴刊刻了新的内容，而每一次刊刻或许都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含义，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寻。

《升仙太子碑》背后的幽微内心世界

从《升仙太子碑》颇为复杂的生成史，我们可以看到武后对于此碑郑重其事的态度和持续的关注，故而这块碑石所承载的意义，不可能如后人轻薄地认为的那样，向天下宣示她对二张的宠爱。

值得注意的是，在碑文之中，武后特别强调了王子乔的太子身份，虽然在《逸周书》和《国语》的记载中，王子乔的确是周灵王的太子，曾经劝谏灵王勿壅塞榖洛二水，不过汉代之后，他通常以王子的身份出现在后世的记忆中，无论是《列仙传》《潜夫论》还是传为蔡邕所撰的《王子乔碑》，皆称其为“王子乔”，被突出的都是他骑鹤升仙的真人形象。但是在武后的表达中，她特意化用了几乎已被后世遗忘的《国语》中王子乔谏周灵王壅榖洛二水的典故来表现其作为储君的担当，甚至还加入了犯颜进谏这一《国语》中并不存在的情节。而这一情节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曾因请嫁高宗二位公主而触怒武后的太子李弘。事实上在缑山西北7公里左右，即是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的李弘恭陵所在之地，即使在今天，从缑山北望，恭陵所在仍隐约可见，很难想象武后经行此地之时，会完全没有想起长眠于此的故太子。

李弘是武后与高宗的长子 ，上 元 二 年 （675）四 月 己 亥（25日）薨于合璧宫。有关他的死亡，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高宗实录》《旧唐书·高宗纪》及其本传都不载死因，成书于肃宗时代的柳芳《唐历》则谓其“以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大约同时，李泌亦谓 “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纪传则直接取李泌的说法，坐实了武后为谋篡位，鸩杀李弘的罪名。因此历来对于他的死因多有争论，或同意 《新唐书》之说，谓为武后所杀，或仍愿根据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记载，相信他只是因病而亡。但是如若我们考察一下以上各条史料的可信度以及李弘去世前后的活动轨迹和政治情势，或许可以对他突然薨逝的内情有更多了解。

众所周知，官修史书天然有着为尊者讳的义务，既然高宗用制敕和碑文向天下昭告太子的死因是病亡，史官的书写当然不可能背离这一官方口径，因此《旧唐书》及司马光所见到的《实录》里对此没有特别的表述，本就是官修史书的正常状态。而李弘不以寿终的最早记载见诸柳芳《唐历》。柳芳，肃宗朝史官，唐代前期所修的纪传体《国史》在他手中续至一百三十卷，并流传后世，成为《旧唐书》前半部分的蓝本，而据《旧唐书·柳登传》，柳芳曾以“以所疑禁中事，咨于（高）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因此《唐历》的史料来源相当一部分得诸高力士的见闻，而从撰作态度而言，也是一部严肃的补史之作。这也表明，作为曾经续修过纪传体《国史》的史官，柳芳对于《国史》所载李弘的死因是有疑问的，而这疑问或许源于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史料，或许直接来源于高力士的口传。而高力士于圣历年间籍没入宫，当时尚不满十岁，据其本人墓志，武后曾亲命 “女徒鞠育……令受教于内翰林”，因此他对于高宗武后时代的传闻轶事，即使不是亲历者，也算是耳目所接，故而《唐历》所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李泌这段话本是对肃宗的劝谏，最早见诸《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史源大约是李泌子李繁记录其父传奇人生的 《邺侯家传》。李泌自幼年时便为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号称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他谓此说系幼时所闻，应即是玄宗时代宫廷及上层流行的说法，他引述的时候或许有所增饰，但与《唐历》论调一致，也意味着与高力士的口传正相吻合，故《通鉴》谓“时人以为天后酖之”，是非常慎重而妥当的说法。

另外从李弘去世之前数年的活动轨迹来看，也不太符合因病去世的特征。考李弘咸亨二年（671）正月以皇太子监国，此时据其死亡还有四年时间，虽然本传称其“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但本年高宗及武后还在为他张罗婚事，显然此时即使身体状况不佳，亦尚并未对生活有重大影响。咸亨四年（673）七月——李弘去世前十五个月——高宗在九成宫作太子新宫，并在次月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同年十月，李弘正式行婚礼，至此亦看不出李弘的身体状况有何异样。而高宗的这一切布置，让我们感受到他尽力栽培李弘的苦心，因而至少此时李弘的健康问题远未引起高宗的担忧。之后的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674），现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太子的行迹，他似乎突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最终突然薨逝，是否此时李弘的身体状况有所恶化？的确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十一月初一，也就是李弘去世前五个月，高宗自西京赴东都。按此前李弘受诸司事的延福殿在九成宫，即今陕西麟游县境内，之后太子大婚，自当与高宗同在一处，因此此番赴东都，李弘亦应随驾而行，故而最后于东都苑内的合璧宫去世。据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两京之间里距约八百五六十里，这一次行程前后二十三日，而李弘此时尚能耐受这样长时间的旅途奔波，可见此时其身体尚不至太差。李弘最终去世的合璧宫原名八关宫，系高宗于显庆五年所造，其位置在苑最西端，据考古发掘，即在洛阳市西南16公里的辛店乡龙池沟村，此宫落成后，高宗多次在春夏间往彼处度夏，上元二年的这次巡幸，同样也是例行避暑，李弘亦在随行之列，此时距李弘去世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如若太子最终因慢性病致死，此时应已病入膏肓，很难想象他还能够随驾前往合璧宫。

▲薛稷以飞白体书就的“升仙太子之碑”

另一方面，高宗在李弘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想传位给他。这在李弘死后所有以高宗名义发出的制敕和高宗亲笔撰写、亲手书石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中都表达得非常清楚，而李弘遂因此突然死亡。虽然现代医学证明心绪激动的确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最终导致猝死，但这通常发生于中老年人身上，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因此遂至身亡，似乎不可思议。再则高宗传位，风疹不能听朝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李弘此时已然危殆，高宗如何可能让健康状况更糟的太子来承担这一重任？因此，即使李弘的身体状况不佳，但此时应还不至于危重到很快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高宗与武后的矛盾在麟德元年（664）杀上官仪之后已经暴露无疑，对于高宗而言，最重要的砝码便是太子李弘，因此从他被立为太子开始，高宗就着力对其加以培养，李弘的多次监国便出于这一目的。尤其是李弘去世前两年，高宗特意为其在九成宫营建新宫，并让他处理诸司启事，这或许表明高宗希望太子以九成宫为核心，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最终能够将权力交到他手中。高宗希望传位于李弘，一方面是出于健康状况的考虑，另一方面，太子即位，太上皇犹在，太后再要垂帘听政，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于是在合璧宫中，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弘，而李弘随即因此死去！李弘的死让高宗自责不已，在他亲手撰写的《睿德纪》中，他将爱子“遽永诀于千古”归咎于自己的“不慈”。恭陵选址缑山王子晋庙左近的懊来山，大抵取其懊悔之意，高宗所痛悔的或许正是他自己贸然的传位念头，直接造成了爱子的身亡，这也许是高宗对李弘唯一的“不慈”。

无论如何，李弘已然去世，高宗能做的只是给予他足够甚至是过分的哀荣，于是我们看到了李弘被谥为孝敬皇帝，同时为了供奉恭陵，高宗甚至重置了贞观十八年已然废除了的缑氏县，而会家人于缑氏正是王子晋传说最重要的场景，或许高宗情愿相信，爱子只是升仙而去，也许有一天还会在缑山与家人相见，恭陵选址缑氏，或许正是缘于高宗这一寄托。至此以后，王子晋升仙成为唐代悼念太子的惯用意象，之后，祭祀章怀太子、懿德太子等的歌词中都用到了这一典故。因此在武后圣历二年撰作《升仙太子碑》的时候，不可能不想起她的长子李弘，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武后之所以亲撰这通大碑的一部分原因便在于追思李弘。

李弘死后，我们看到了高宗的哀痛，却看不到武后的态度。同样，原本应该是往来洛阳与嵩山之间交通要道的缑氏县，在武后登封之前也从未出现在现有的记载中，从碑文中庙宇的颓败状况来看，武后此前也似乎从未关注过王子晋与其破败已久的庙宇。而自从此次巡幸之后，恭陵所在的缑氏县似乎成了往来两地的必经之地，之后的神功元 年（697），武后专程来此寻访王子晋遗迹，圣历二年和久视元年，她的两次嵩山之行都取道此地，甚至还在缑氏县北十里建起了行宫，而恭陵在缑氏县东北五里的懊来山上，在行宫东南五里有余，几乎就在行宫旁边，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恭陵，和代表着孝敬皇帝的王子晋，武后的心绪应该颇为复杂。王家葵先生认为当她在选择储君问题上举棋不定之时，想起了当年骤然离世的长子李弘，这一认识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确，周既代唐，六十七岁的武后身后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现实，各方早在天授年间即展开了争夺：

天授二年……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仍奏请切责上书者。（《旧唐书·岑长倩传》）

此时，非但群臣反对，武后自己的心意亦未有定准，然而“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李）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旧唐书·李昭德传》）。事平之后，李昭德的一番话可谓一针见血：“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旧唐书·李昭德传》）武后因而醒悟，遂暂时打消了立武承嗣的念头。这一论调和后来狄仁杰的进谏如出一辙，而最后也因此打动武后，迎回中宗。的确，这是身为女性的武后在此问题上的软肋所在，武周皇朝要千秋万代地姓武，当然需要一个武姓的继承人，虽然武后令李显和李旦都改姓了武氏，但他们仍旧是李唐王室的血脉，他们即位，武氏先祖仍旧不复血食。而武家子弟虽然可以延续武周皇朝，然而作为女性的姑母，武后自己身后又如何享受侄子的祭祀？这无疑是武后称帝后必然会遇到的两难局面，而朝中两方面的势力也围绕着这个问题频频展开较量，直到二张和吉顼的出现。

张昌宗是神功元年，由太平公主推荐，入侍武后的，后人往往视此为宫闱秽事，以为笑谈，实际上太平公主虽然身嫁武氏，但却是李唐方面的重要人物，显然太平公主希望通过二张，不露声色地对武后施加影响。二张进入宫中之后立刻获得了武后无条件的信任，而他们也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李唐：

张易之兄弟贵宠逾分，惧不全，请计于天官侍郞吉顼……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立庐陵，以系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间屡言之，则天意乃易。既知顼首谋，乃召问顼。顼曰：“庐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托于陛下，唯陛下裁之。”则天意乃定。（《资治通鉴》卷二○六考异引《谭宾录》）

《谭宾录》多出于国史实录，其史料多可信，类似的记载亦见诸韩琬 《御史台记》《新唐书·狄仁杰传》，而《御史台记》的作者韩琬与张昌宗曾有过交往，《御史台记》内容涉及武后至开元时的各种轶事，可谓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述应极可靠。《新唐书·狄仁杰传》的史源则是记述狄公生平的 《狄梁公家传》，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都表明，当时二张在立储问题上的确起了关键作用。而《谭宾录》中提到的吉顼也是武后所信任的身边人，此前，当武后在诛杀来俊臣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吉顼趁着陪武后在苑中游玩的机会进行劝说，从而最终促成了来俊臣的被诛。而吉顼本人的立场，《通鉴》明言其“附太子”，可以相信，吉顼背后的李唐势力通过他成功地游说了二张，决定了圣历年间的政治走向。

圣历元年九月，李显终于被立为皇太子，这事实上已经决定了武周王朝的覆灭和李唐王朝的复辟，此后，武周朝政治开始转向。立储后不到半年，武后专程去了升仙太子庙，并且在这里盘桓了至少九天。这段日子武后应住在离恭陵不远的行宫。在这重立太子之后的微妙时刻，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恭陵，她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李显并不是武后理想的太子人选，他被母亲赶下皇位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宗欲以韦后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裴炎与其相争之时，竟然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的昏话。他对韦后的宠任，显然是武后所不愿看到的。其实武后对于李显的冷落在更早的时候就有所表露：

早在仪凤元年 （676），即李弘去世，李贤依次被立为太子的次年，排行最末的李旦首先被徙封为相王，以相名之，取其辅佐之意，而一年多后李显才被徙封为英王。而面对同样逊位的两个儿子，武后将李显房州安置，李旦却始终身处宫中，虽无太子之号，却有皇储之实。武后的好恶于此可见。然而立储必须考虑长幼顺序，而大臣们似乎也都把票投给了李显。虽已是既成事实，但如若李弘在世，相信武后的选择会更容易一些，这或许是她在这个敏感时刻屡屡想起王子晋的深层原因。

于是在京后一个多月，武后随即写下了此碑，并请武三思以下所有宰相在碑阴一一题名，所有这六位宰相中，除了武三思之外，魏元忠、狄仁杰、吉顼、王及善都是立皇太子一事的强烈赞成者甚至是幕后推手。碑文将王子乔传统的王子形象一变而为太子，其实都与立储一事息息相关。也许武后试图藉着这块碑文，表达她对李弘逝世迟来的哀痛与惋惜，也向所有力推李显的老臣们，甚至是全天下表达她对储君的重视。碑文撰作之后两个多月，这块高六米多的大碑便被匆匆树立了起来，工期匆促到让后人怀疑真正的立碑时间，然而这也许正体现了武后撰文及立碑当时迫切向天下宣示她的心意。

然而这显然不是武氏集团乐意看到的情形，于是武三思亲自为张易之作 《传》，奉承他是王子晋后身，试图将王子晋形象与二张联系起来。这一造作很快被武后接受，于是在与诸武内宴时，女皇“令（二张）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旧唐书·张易之张昌宗传》）。一时间二张俨然成了王子晋的化身。武三思此举的目的，我们或许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既然武后持续关注王子晋，那么或许武三思希望以此迎合女皇并借机拉拢二张；另一方面，他或许希望消解掉王子晋这一意象与储后之间的关联，使武后张扬的立碑行为失去其政治意味，事实上，后人对于此碑的轻薄解读也的确渊源于武三思和二张的这番造作，只不过他们大多忽略了这一系列行为其实都发生在立碑之后。

武三思的这番意图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于已经进入衰暮之年、疾病缠身的武后，长生久视是内心最迫切的渴望，而美少年所扮演的王子晋升仙戏码显然更能给她带来愉悦和慰藉，于是当她从嵩山三阳宫返京途中再次经过缑山的时候，前一年庄重刊立的 《升仙太子碑》似乎有了不同的意味，这时候刊于碑阴额部的 《游仙诗》则清楚地表达了武后此时的心境——“仙储本性谅难求”、“愿化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这时，她不再系念仙储，不管是李弘也好，李显也好，只有自己长生久视，才能长久地统治这个世界。一年时间，武后心绪的变化也清晰地投射到了这通巨碑之上。

神龙二年相王李旦奉旨造碑，因无法确知其事由，故而很难揣测中宗为何在此时又关注到此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旦题名时间是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而当年六月，张柬之等五王被贬远州司马，《通鉴》将武三思构陷五王，令其长流并且灭族的时间系于七月三十日之后，那么这一系列事件皆应发生在本年八月。五王中的袁恕己武后末年为相王府司马，神龙政变之时曾与李旦一同统率过南衙卫士，故而与相王关系应极为密切。正当五王生死攸关之际，相王却于此时奉敕赴缑山造碑，时间上极为巧合，此番造碑，是否与此有关，史阙有间，无法确指，姑捻出俟考。

这大概是唐廷最后一次关注到这座巨碑，两个月后，车驾还京师，政治中心重新转移到长安，洛阳左近的《升仙太子碑》最终归于寂寞。

随着女主时代的结束，这座巨碑的政治表达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最终被遗忘和误读。然而透过其漫长而复杂的生成史，我们或许可以拨开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在探究其真正政治内涵的同时感知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不可一世表相下幽微的内心世界。这个独一无二的女皇时代，其实也是一个纠结的时代，无论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年号和尊号，还是让人无所适从的历法，以及改来改去的国史和变来变去的二王三恪，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造作透露的却是女皇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升仙太子碑》复杂的生成史映照出的正是一代女皇内心的纠结。（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

文：唐雯

编辑制作：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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