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20年，我们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的变化确实也已经达到了10倍到20倍的这样一个数量级的变化。我们身在其中可能感受并不那么深，但是国外的同行谈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谈到中国大学的变化时，确实都非常赞叹并且羡慕。但是，从我们大学内部来看，这种巨大的变化往往是资源和规模的驱动所产生的。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社会对大学的教育有很多批评。

昨天，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在卸任校长一职后，首次公开演讲，他在参加知室主办的在上海的“共生课堂”第三期时，谈到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以及他从浙江大学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的这么长时间内，对于校长这一任职的感受。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演讲全文：

教育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关心的话题。我们通常都是从外部看教育，从外部看大学。从我们内部来看，我们关注的是大学的治理问题。

首先，一流的大学、伟大的大学这样的一个命题，我们是从20年前，也就是北大一百周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并且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国的大学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看北大在国际发表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变化、我们科研经费的变化都非常巨大，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产生了这样一个飞速的变化。

这个变化应该是在10到20倍左右，但是我们经过了20年，我们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的变化确实也已经达到了10倍到20倍的这样一个数量级的变化。我们身在其中可能感受并不那么深，但是国外的同行谈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谈到中国大学的变化时，确实都非常赞叹并且羡慕。

但是，从我们大学内部来看，这种巨大的变化往往是资源和规模的驱动所产生的。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社会对大学的教育有很多批评。来自政府的批评认为，我们并没有能够为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学术和人才的支撑。社会公众则认为，大众所需要的多元化的教育，大学并不能满足。作为大学自身，发展的差距仍然非常大，我们有北清复交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校，但是也有很多学校的教育质量非常堪忧，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非常缺乏。

教育很难做到满足公众所有的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大学自身的变革和治理，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中国高等教育要真正的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那么需要的是大学的变革，尤其是通过内部治理的综合改革，来推进学校的发展。所以一流大学的繁华或者是数量，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大学的质量和真正的大学的内涵。

我们通常谈到一流的时候，会关注各类的数量指标。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学更需要一种品格，或者说一种精神。通常讲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往往各类指标非常热闹而且繁华。但，实际上，要成为一所一流的大学、伟大的大学，可能会非常孤独，那就需要耐得住寂寞，这样才是我们这个真正走向老百姓满意的教育的道路。做好大学的治理，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大学的内在逻辑。

大学的核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人——包括大学里的学者、学生，这是大学最核心的。

我们观察大学，会发现有些学校的学术声誉、社会声誉很好，那主要的是因为它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要培养出好的毕业生，就必须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所以大学治理的根本，就是要吸引最优秀的这个学者，并且让这些学者能够充分的发挥出他的潜力。我认为，这是大学治理的最核心的原则。

我想可以把大学看作是一个齿轮箱，齿轮箱的作用是通过传动改变力的方向，或者改变运动的速度。那对一般的齿轮箱来说，主动轮提供动力的，还有从动轮进行调节。我们的组织就可以像一个齿轮箱，让每一个人释放他的潜力，和创造力。

所以大学这个齿轮箱并不只有传动功能，还有创造的功能，要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创造力，必然需要大学输出更多能量

设想一下，如果说每一个齿轮都有动力的话，那么只有每一个齿轮相互协同，才能有整体的输出。换言之，大学这个组织，就需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比如北京大学一直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营造良好的环境和学科的布局，让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同时我们要有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愿景，因为这是共同的价值导向。同时还要有制度来确保组织中的人之间是协调的，这样大学才能真正输出能量，才能够让大学真正有活力。

所以大学里，不是通过命令来使得老师和整体的组织协调，而是通过共识，然后主动作为来实现大学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大学和一般组织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其他组织可能也都要像大学这样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基层组织的潜力充分发挥。

过去20年我们主要是学习跟踪，那么面向未来，我们要走的是自己的路。大学要培养人，北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要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要不断的产生新的思想，产生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推动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的大学呢必须要做出改变这个改变，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打开学科的边界，打开学习的边界，还要打开学校的边界。我们现在的面临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综合性的，涉及许多学科。

比如，一个试管婴儿，他的父亲家族有一个遗传疾病——骨软骨增生，这个孩子就需要不断的去做手术。但是我们有一位学者从哈佛大学全职回到了北大，他叫谢晓亮。他是化学家，也是研究生物的物理化学家。他找到了一个定位这个基因的方法，他与国际上的其他学者联合完成了基因定位，并且改变这个遗传病的方式。

我们还要打开学习的边界，现在知识的传播和获取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要打破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界限，课堂内课堂外的界限，线上线下的界限，然后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成长体验。

从大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大学在一开始并没有校长，也没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就是一个老师跟学生共同探讨学术的组织，但时至今日，这个组织已经非常复杂，所以需要校长需要我们的行政来去服务和管理。

有这样一个故事，艾森豪威尔，二战时盟军的总司令，后来做了总统。他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有一次正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老师获得了诺贝尔奖，艾森豪威尔在讲话中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众多的雇员中，我们这位老师能够获诺贝尔奖，作为校长感到很荣耀。结果这位老师走上讲台说，校长先生，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您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想这个大学就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

这个学术氛围实际上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很杰出。因为优秀的人都希望与更优秀的人为伍，这是一个共同的规律。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自己的学科是能够互补的，是能够给我们在学科上加持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制度是公正、透明的，是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做学术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求我们的行政人员，校长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老师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要有良好的心态，要甘心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要学会倾听，要宽容。

因为有天分的人往往都是有个性的。中国的未来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现在我们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大学要探寻教育的规律，让我们把大学办的更好。

作者：林建华  

编辑：姜澎、金婉霞  图片：知室提供

责任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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