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组织和社团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一所大学校园文化与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1906年开始，在校长唐文治“集会养成办事之才干”理念的提倡和支持下，交通大学陆续出现了一些学术类、文体类的学生社团组织。如国文研究会、工程学会、南洋军乐队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直到1930年代，随着自由民主思想与独立自治精神在学生界的传播与普及，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学生社团组织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在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中，最能体现民国时期交大学生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为己任的，莫过于“一社”以及其创办的专门从事科普的专业刊物　《科学大众》。

“一社”是交大学生在宿舍里面创办的组织，从翻译英文科技书籍开始到办杂志，联络有志青年切磋砥砺学问，从事科普宣传，出校后社员们携手合作，创办实业，一步步走上了“发展实业，改善民生”的道路。

1937年3月某晚，电机工程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沈家桢在宿舍里面忧于国事难以入眠。他起床对同室沈嘉英叹道:“中国这么大，还受日本的欺负，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力不强。国力不强的原因是实业不强，实业不强的原因是技术不强。”他想组织一个团体把同学长久地联系在一起，在校能相互砥砺，出校能携手做事。“我想出了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做建设事业励进社，宗旨就是八个字: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沈嘉英一听就说:“好极了。不过，这个名称太长了一些，不容易让人记住。”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古人常说一心一德，孔夫子还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名言，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也是要一心一德做事，一以贯之坚持宗旨。再说，一字打头，登在电话本上的时候，别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一社。我看就叫一社好了。”

两人非常兴奋，把同班同学魏重庆等人叫起来商议。一听说要成立一社，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建设事业励进社　(一社)”便宣告成立了。消息传开，先是电机工程学院的四年级学生纷纷加入，接着学院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又发展到其他学院的学生，成为交大当时最有凝聚力的学生组织之一。

人多主意就多了起来，有要开办工厂的，有要修铁路的，有要建海港造轮船的，有要开发水力资源的……沈家桢认为，不能仅仅纸上谈兵，办工厂、修铁路、造轮船是大家日后的事业。比如，现在缺钱，那能不能想些办法搞到钱?　能否办个科学杂志，联络科技青年，向大众推广科学技术，帮助社会进步?

创办杂志的想法得到同学们的响应，决定开办三份科学普及性的杂志:《科学大众》、《大众医学》　和　《大众农业》，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大众发行。可如何筹集办刊经费?　同学徐明甫出了一个主意:合作翻译一部英文科技书籍，送交出版公司，赚取的稿费就可以当作开办费用。说干就干，5位英文程度较好的同学找来一本当时最新的无线电专著　《无线电原理及运用》，连夜翻译，两个星期就把中文书稿送进了开明书店，三个月后就出版了。当译者们把数百元的稿费领回学校时，社员们欢声雷动，热情高涨。

但是一合计，拿来的钱只够办一份杂志的费用。社员们于是决定先把《科学大众》　办起来，推选沈嘉英担任杂志经理，分派社员任编辑、校对、通讯等职务。所有的编辑、写稿都是义务的，谁也不支取编辑费、稿费。

数天之后，一份16开的科普杂志《科学大众》　问世了。首期就印了5000册，每册售价2角。社员们拿到上海的书店和街头书摊上销售，杂志很快售罄。

科普杂志的成功创办，使一社的名声不胫而走，成员从校内而校外，由上海而及国内外，最多时达到320人，全部是青年科技精英，社会上誉之为“青年专家团”。“王安电脑”公司的创始人王安、水利专家张光斗、工程院院士吴祖恺、唐山交通大学前校长唐振绪、国际航运巨子沈家桢、陈启元、台湾“行政院”前院长孙运璿等等，这些日后科技界、企业界、教育界、政界卓有成就的人物当年都是一社社员。

正当他们筹划下期　《科学大众》，计划出版其他两种杂志之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印刷厂被烧，杂志出版无以为继，被迫停止。然而，这本凝聚着学子爱国之心的杂志，并没有因此消失。抗战胜利后，一社社员重聚上海，共谋　《科学大众》　复刊。《科学大众》　在1946年10月重新与读者见面，并于建国后由中国科协接办，成为科普类的重要杂志，至今仍然在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