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对中国读者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小说。少年维特因追求已订婚的绿蒂未成最终自杀,这个经典文学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但对维特这个人物的塑造，“《歌德全集》翻译”项目核心成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卫茂平和谢建文两位教授昨天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典故”：世人所读到的“少年维特”的文学形象，其实是歌德在最初稿件出来后修改过的。维特在歌德当时的生活中有一个人物原型，小说最初写成后引起了身边人的不愉快，所以歌德后来不得不做了一些改动。

关于修改维特这个人物的原因、当时歌德的心路历程，他在多份书信中都有所交代。随着《歌德全集》翻译工作的启动，中国读者对于歌德这位德国大文豪的理解也会更多面。

就去年底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重大专项“《歌德全集》翻译”，卫茂平和谢建文昨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文汇报：《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作品的中译本最早是郭沫若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的。既然当时郭沫若就提出要翻译《歌德全集》，为何这一工作迟迟未启动？

卫茂平：《歌德全集》的翻译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先不论中译本，即使我们现在选定的德文原版——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德国1987年推出第一卷，最后一卷出齐则是2013年，前后耗费了20多年时间。

从目前已有的歌德作品中译本来看，重译的内容太多，例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已有很多版本，但歌德的一些书信、日记、诗歌以及他对美学及自然科学的论述，还有大量内容没有翻译出来。

不断重译经典作品，固然有出版社规避市场风险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歌德全集》翻译对国内德语翻译的整体实力有相当高的要求。3000万字的翻译体量需要整合一支规模大、水平高的队伍。在郭沫若的年代，一代翻译家筚路蓝缕，做了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但整体学术梯队的水平还没有达到翻译全集的地步。1999年是歌德诞辰250周年，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社推出了一些歌德选集，但全集的翻译工作那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力在增强，本土德语翻译梯队经过几代人的接力，积淀了相当的学术水平和实力，现在，《歌德全集》翻译项目的“发令枪”可以打响了。

文汇报：为什么在出版计划中，《歌德全集》中译本最早推出的是书信卷？

卫茂平：《歌德全集》中，书信卷总共有11卷，对中国读者来说，大多数内容属于新译作品。比如，从歌德当时和朋友、同时代的学者交流的书信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歌德不仅是文学家、诗人，还是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歌德在魏玛公国担任枢密大臣，对他的书信开展翻译和研究，学者们可以借此还原当时魏玛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学术研究颇有裨益。

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小说《浮士德》的开头有一个场景：浮士德在书房里为追求真理而展开了思索。如果有机会看一些早期德语版就会发现，书中的插图上，浮士德的书房里摆放着很多的实验仪器，像烧瓶、试管等等。

为啥浮士德的书房更像一个实验室？这一点实际上和歌德本人的经历有关。从书信内容来看，歌德当时生过一场重病，脖子附近长了一个大肿块，他当时找了一位“江湖郎中”治好了肿块，所以对类似炼金术的东西非常着迷。所以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对书信的翻译非常重要，有了这些内容作为印证，我国学者对歌德的研究会更全面、更深入，很多其小说中的细节、场景都可以前后自然地串联起来。

文汇报：在组织学术力量翻译《歌德全集》时，有哪些内容被你们认为是难点？

谢建文：歌德对自然科学内容的论述就有一定的翻译难度。从国内目前能检索到的资料来看，除了《颜色学》前言有数千字的中译文，歌德还有大量对自然科学、物理学、颜色学的论述都没有被翻译过来。

对比原文可以发现，歌德当时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论述他对自然科学问题的看法，所以译者必须有德语科班出身的功底，若是从德国直接找一个理工科背景的博士或教授，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专业翻译任务的。但在这次的翻译队伍组织中，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